王阳明（1472-1529）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既“立德”、“立言”，又“立功”的大儒。他的思想经历了“出入释老”又“归本孔孟”的历程，至正德三年被贬贵州龙场，历经百死千难终于悟道，以此为起点，他相继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万物一体”等哲学思想，形成了他的心学体系，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极为重要的心学时代。在他坎坷的仕宦生涯中，不忘讲学论道，学政合一，是儒家“修己以安百姓”的履践躬行者。王阳明的廉政思想中既包含道德主体的形上学基础，也具有修齐治平实践理性之精神。其“心学”思想指引下的“致良知”使廉政思想获得了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支撑，以内省为主导而又不离实践的道德修养工夫——“正心”、“诚意”、“修身”、“亲民”、“知行合一”，对当政者廉洁自律、克己奉公、勤政爱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亲民”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出发点 

　　王阳明的廉政思想是建立在儒家“仁爱”基础上的德治。《礼记》记载孔子之语：“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礼记·哀公问》）孔子将“爱人”视为施政的前提。孟子也十分重视“仁爱”精神在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王阳明继承了儒家以仁爱为本的政治治理传统，从他的“亲民”思想中充分体现出来，可以说“亲民”是其廉政思想的出发点。王阳明说《大学》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徳’，‘安百姓’便是‘亲民’。”[1]王阳明认为“亲民”就要“如保赤子”，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人民，使民安富足。安民的前提是“修己”，“修己”便是“明德”，做百姓的父母官必须按圣贤的要求修正自己的道德，处处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自然就会奉行廉政勤政的为官之道

　　辰州府判官赵仲立问政于王阳明，阳明曰：“郡县之职，以亲民也。亲民之学不明，而天下无善治矣。”“敢问亲民。”曰：“明其明德以亲民也。” “敢问明明德。”曰：“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曰：“明德亲民一乎？君子之言治也，如斯而已乎？”曰：“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孝之德明矣；亲吾之子，以及人之子，而慈之德明矣。明德亲民也，而可以二乎？惟夫明其明德以亲民也，故能以一身为天下；亲民以明其明德也，故能以天下为一身。夫以天下为一身也，则八荒四表，皆吾支体，而况一郡之治，心腹之间乎？”[2]王阳明认为治理一方之职责必以“亲民”为要，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以“亲民”为执政之宗旨，“天下无善治矣！”。故力主为官之道“明其明德以亲民”。只有“明明德”才能做到“亲民”，只有从仁爱之心出发，将政治治理视为自己的事，如亲吾之父、亲吾之子，并推己及人，才能做到政治清明。

　　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后期，特别是正德、嘉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腐败，信仰危机、道德缺失、人欲泛滥，官场腐败的现象触目惊心。“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贸易，计美恶，计大小，计贫富，计迟速。”[3]选官以相貌美丑、家境贫富、行贿财物的多少迟速为入选依据。下级官员为保官升迁讨好上级，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大肆请客送礼，时人谢肇淛如此记述官场的吃喝之风：“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4]史料记载，当时“纳贿受赂，公行无忌”，“无官不赂遗，无守不盗窃”[5]。正德五年（1510年），贪腐宦官刘瑾被凌迟处死，籍没其家产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余两，银元宝五百万锭又百余万两，宝石二斗，其他珠玉金银器皿无数[6]。官场腐败除贪污受贿，更有甚者，结党营私、嫉贤妒能、虚伪狡诈、不思进取。这些陋习不除，廉政从何谈起。

　　“亲民”不能是口头禅，官样文章，若不以立诚为前提，则可能成为图谋私利的摆设。王阳明将立诚、明德视为“亲民”的试金石。绍兴知府南元善问政于王阳明，阳明曰：“政在亲民。”并说：“固有欲亲其民者矣，然或失之知谋权术，而无有乎仁爱恻怛之诚者，是不知亲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徒是矣。” [7]为官者若不注重明德修身，“亲民”或许就只是在玩弄权术，若没有“仁爱恻怛之诚”，也不过是以官爵谋私利之徒。在治理南赣期间，王阳明告诫官员：“凡我有官皆要诚心实意，一洗从前靡文粉饰之弊，各竭为德为民之心，共图正大光明之治。”[8]为官主政者都能诚心实意，怀有为民之心，“亲民”才不是一句空话。嘉靖七年王阳明总督两广时，表扬揭阳县立诚尽责的官员：“据揭阳县主簿季本呈为乡约事，足见爱人之诚心，亲民之实学，不卑小官，克勤细务，使为有司者，皆能以是实心修举，下民焉有不被其泽，风俗焉有不归于厚者乎！”[9] 阳明深知廉政就是对“亲民”的作为，“亲民”既要有诚心正念，仁爱百姓，“亲民”又关乎实学，须克勤细务，以实心修举。以“亲民”之道治理社会，必以仁爱、立诚、明德、勤勉为要。

　　二、“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 

　　王阳明始终将“明明徳”（修己）与“亲民”（安百姓）视为一体，“明明德”是廉政得以实现的保证。《书朱子礼卷》一文中记载子礼问政于阳明，“阳明子曰：‘明德、亲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明明德，体也；亲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礼退而求至善之说，炯然见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10]王阳明认为“明德”与 “亲民”是体与用之关系，如何才能做到“明明德”，重要的是通过修己到达至善的境地，子礼明白这个道理后，从修己入手，呈现自己的良知。子礼因此感慨“学所以为政，而政所以为学，皆不外乎良知焉”。这就是通过“致良知”达到“明明德”，也就可以达到为政清廉。

　　如何能做到“明明德”，阳明开出了“致良知”的药方，可以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核心。与朱子将伦理道德视为外在“天理”的制约不同，王阳明认为伦理道德是个人内在心灵、良知的呈现，“良知即天理”[11]，他指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12]在王阳明看来，仁义礼智、纲常伦理的“理”只能从人的本心上去求得，而不是外在于人心的“理”。“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故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无孝亲之心，即无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矣。理岂外于吾心邪？”[13]正是在“心即是理”、“心外无物”的思想理路下，王阳明提出了“良知”的道德本体思想。阳明认为良知是每个人“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14]的善恶是非标准，要想正确地判断是非善恶，只要有本真诚意之心，凭借良知就能做到，因为良知本然是善，本然知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良知本体的明觉呈现往往会被私欲遮蔽，良知本体的发用会受到私欲杂念的干扰而背离本然的良知。通过“致良知”则可以治疗人心浇漓、贪欲妄念，重建道德秩序，可以让人回到良知本真的觉悟中，恢复至善心体的大用。

　　王阳明将《大学》提出的“致知”，转换为“致良知”，所谓“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15]”。刘宗周在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中写道：“《大学》首揭‘明明德’为复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离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体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云。”[16]揭示出“明明德”与“致良知”皆为“复性之本”的一致性，而“致良知”具有即本体即工夫的重要性。王阳明认为“致良知”着力在“致”的功夫上，他提出“静坐息思虑”、“省察克治”、“事上磨练”等一系列“向内”、“向外”的去敝工夫，意在克除私欲，让良知呈现出来。王阳明说：“省察克治之功，则无时而可间，如去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初学必须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便是何思何虑矣。[17]“静坐息思虑”，是要人沉下心来，去掉妄想贪欲，从人欲烦扰中回复平静；“省察克治”则是随时随地自我反省，去除私欲杂。阳明还指出：“人须在事上磨炼，做功夫乃有益。”[18]。即是让纯然本心——良知贯彻到行为中去，通过做事做人磨练自己。

　　王阳明时时提醒行走于仕途的学生，要他们以“良知”抵御官场污染，他称“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19]给学生陆原静写信：“人在仕途，如马行淖田中，纵复驰逸，足起足陷，其在驽下，坐见沦没耳。”[20]他告诫他们对官场保持警惕，勿忘“致良知”，在给学生黄宗贤的信中写道：“人在仕途，比之退处山林时，其工夫之难十倍，非得良友时时警发砥砺，则其平日之所志向，鲜有不潜移默夺，驰然日就于颓靡者。近与诚甫言，京师相与者少，二君必须彼此约定，便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21]王阳明深知官场的腐败，立志坚定也难免被腐败之风“潜移默夺”，要在官场中保持廉洁，事上磨练的工夫更其重要。他苦口婆心地嘱咐弟子，若发现稍有不慎的苗头，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提醒规劝。

　　王阳明“致良知”的思想，之所以是廉政思想的核心，就在于他不仅力求从本心上存天理去人欲，阻止邪恶、贪腐的念头，也从为善去恶的工夫上，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德性贯注到为政亲民的德行中去，从意识到行为都力主“良知”的到场，确保“明明德”与“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中得到实现，也即是对“修己以安百姓”，为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开出的良方。

　　三、“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廉政思想的原则 

　　儒家“致良知”、“明明德”的出发点和目标都是服务于政治实践。“致良知”即是通过做去蔽工夫，事上磨练，克除私欲，呈现良知，实现道德修养的自我完善，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政治上实现内圣外王。因此，修身与治世总是相统一的，知行合一便是这种统一的理论基础，也是王阳明廉政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则。

　　“知行合一”学说是正德四年（1509）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在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中，对生命价值经过实证体悟后提出的。王阳明将知与行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22]“致良知”、“明明德”就包含着以行动彰显良知，“行”的过程便是“知”的过程，也是祛除遮蔽、明心见性，让生命存在返回良知的过程。在道德活动中，主体道德意念的产生到行为实践的完成，应该是一个统一的过程。正如张新民先生所说：“主体进行道德活动，从动机产生到实践完成，乃是一个整体统一的过程。要而言之，道德意念的动机世界与道德实践的生活世界，应是一个和谐、完整、统一的世界。道德意念（特别是出于心性体认的道德意念）一旦产生，即含有行动之机，也就是行动的开始，行为则是将道德意念付诸实践，是主体道德活动的完成。”[23]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与“行”具有实践过程的同一性，这与他后期倡导的“致良知”即本体即工夫，强调通过“事上磨练”呈现良知，是一致的。王阳明深为当时一些读书人知行脱节，表里不一而忧虑，对问学者，他常以“知行合一”的思想开导他们：“天下岂有不行而学者邪？岂有不行而遂可谓之穷理者邪？……学至于穷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宁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24]王阳明认为“知”已经包涵着“行”，“知”与“行”同时并进，才合乎生命实践的要求。

　　对于问政者，王阳明也十分强调“学”与“政”的“知行合一”关系。《书朱子礼卷》一文，以子礼问政的例子，阐明了学与政、知与行的辩证关系。文中写道：“子礼为诸暨宰，问政，阳明子与之言学而不及政。子礼退而省其身，惩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恶也；窒己之欲，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趋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举。叹曰：‘吾乃今知学之可以为政也已！’ 他日，又见而问学，阳明子与之言政而不及学。子礼退而修其职，平民之所恶，而因以惩己之忿也；从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欲也；顺民之所趋，而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复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己之性也；期年而化行。叹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为学也已！’”[25]子礼在阳明的启发下，通过为学修身，从自省开始，明白了百姓之所恶、所好、所趋、所患；他以修身之心得，履践于为政实践，以革除私欲为先导，实现了平民之所恶、从民之所好、顺民之所趋、拯民之所患，做到了“知行合一”，故感慨“学之可以为政也”，“政之可以为学也”。学与政、知与行，都是相辅相成的，即阳明所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26]

　　在阳明的学说中，“致良知”与“知行合一”是完全相通的，他指出：“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27]后学徐阶曰：“自公‘致良知’之说兴，士之获闻者众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践之以身否也？夫能践之以身，则于公所垂训，诵其一言而已足，参诸《传习录》而已繁。否则，虽尽读公之书无益也。” 并夸赞真正做到“知行合一”的浙江巡抚谢廷杰：“其为政崇节义，育人才，立保甲，厚风俗，动以公为师，盖非徒读公书者也。”[28]徐阶感慨阳明“致良知”之说对学习者的影响，果真能“自致其良知”的人，一定是能通过自身行为进行道德实践的人，如果不能做到知行合一，“虽尽读公之书无益”。而谢廷杰能够做到廉政勤政，就是以行动实践老师教诲的范例。为政者只有知不离行，才是真知，即阳明所说的“薄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了事物为学，却是著空”。[29]

　　王阳明本身就是“知行合一”廉政思想的履践者，他在治理社会的实践中，一方面注重道德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之知、诚心正念，使其施行仁政，勤政爱民；对民众施以良知教化，端正人心，纯化家庭伦理与乡里民风。另一方面又注重以实学治世，平乱安民，淑世济民，惩治贪腐，严格监管，稳定社会秩序。他本人恪守良知，以孔孟“修己以安百姓”之德治思想为座右铭，屡建事功，真正做到了内圣外王。

　　总之，王阳明廉政思想中“修己以安百姓”的“亲民”思想，以“致良知”修正人心，治疗人心浇漓、贪欲妄念，重建道德秩序的理念，以及修己与为政相统一的“知行合一”主张，是难能可贵的。虽然这些思想含有较多的理想色彩，在社会实践中落实起来有较大的难度，特别是今天，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极端利己主义的猖獗导致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物欲牵引与市场竞争的社会现实中，要实践王阳明的廉政思想更其艰难，“廉政”似乎只能依靠法治和严刑峻法来维持，但是，执法的人没有良知行吗？建设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唤起从官员到民众对于信念、信仰、理想的精神追求，倡导道德自律。今天的廉政建设哪怕艰难，也应该有美好的理想光照，因此，王阳明以内省为主导而又不离实践的道德修养工夫——“致良知”、“正心”、“诚意”、“修身”、“亲民”、“知行合一”，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然具有重大意义。

　　注释：  

　　[1]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王晓昕、赵平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6月版，第2页。 

　　[2]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十八续编三，《书赵孟立卷》第1181-1182页。 

　　[3] 计六奇：《明季北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36页。 

　　[4] （明）谢肇淛：《五杂俎》卷11，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页。 

　　[5] 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06页。 

　　[6]（明）高岱：《鸿猷录》卷12《刘瑾之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70页。 

　　[7] 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七文录四，《亲民堂记》第304页、第305页。 

　　[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八别录十，《裁革文移》第770页。 

　　[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十八别录十，《揭阳县主簿季本相约呈》第764-765页。 

　　[1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八文录五，《书朱子礼卷》第341页。 

　　[11]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载《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第1612页。 

　　[1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7页。 

　　[13]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2页。 

　　[1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旧序，《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序》第8页。 

　　[15]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6页。 

　　[16] 《重刻王阳明先生传习录序（刘宗周）》载《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序说·序跋”，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点校本，第1611页。 

　　[1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20页。 

　　[1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14页。 

　　[1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四文录一《与黄宗贤》第187页。 

　　[20]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四文录一《与陆原静》第203页。 

　　[21]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六文录三《与黄宗贤》第265页。 

　　[22]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一语录一《传习录上》第5页。 

　　[23] 张新民：《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孔学堂书局2014年版，第118页。 

　　[24]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二语录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57页。 

　　[25]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八文录五，《书朱子礼卷》第340-341页。 

　　[26]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六文录三，《答有人问》第254页。 

　　[27]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52页。 

　　[28]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王文成公全书序》第2-3页。 

　　[29]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卷之三语录三《传习录下》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