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学的发展，起于巫祝之禁咒祈禳，认为疾病是因鬼神作祟之故。其后则用汤醴草药，并逐渐采用针法与灸法。在战国以迄秦汉之际，经脉理论渐次形成。鬼神祟人之观念，渐为「邪气致疾论」所替代，因而发展出以「补泻」为基本原则的调经理气治病法，并由针灸运用到汤液方面，导致医术发生典范转移的现象。古之巫医，分化成为巫与医。
不过巫与医的分化并不斩截，仍多相混，所以此时的医术也可称为「道医」。秦汉南北朝医学主要是根据道教思想，广泛吸收禁咒、存思、服气、按摩诸术法在发展着。
宋朝以后，医者之传承渐渐依附于儒学体系，出现「儒医」的观念，不但以《易经》等儒家经典来解释医籍，排斥禁咒、服食、辟谷、调气诸法，且不承认神仙家及房中术可列入医学传统中，形成另一次典范转移的变革。原先的「道林养性」之说，渐成「儒门事亲」之业。
一、中医传统的变迁
所谓儒医，就是医术在宋以后，渐与儒业合流。据《宋史》，医学初隶太常寺，崇宁间改隶国子监，分上舍内舍外舍，属于太学，亦有科举。且儒者从事医学颇多，如今传《苏沈良方》八卷，即是沈括所集药方，而后人又以苏轼医学杂说附之者。苏轼有友人庞安时则着有《伤寒总病论》六卷。安时弟子张扩、侄孙张杲又著《医说》十卷。
同时金张从正则撰有《儒门事亲》十五卷，谓医道为儒者奉亲必备之知识与技能。至元朱震亨，乃许谦门人，以医为儒者格致之学，著《格致余论》，为一代医宗。
嗣后如明朱崇正作《仁斋直指》附遗，崇正即字宗儒。儒者本其格物致知之态度以究探医学，并借以表达仁人爱物之意，医儒一体。朱震亨与朱崇正这些例子，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后世「儒医」成为一个常用词汇，便是因此而来的。
风气之起，应在唐朝。当时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已发现只以老庄来解释《素问》并不够。老庄论阴阳甚少，又不论五行、不谈音律，故为了说明《素问》「和于阴阳，调于四时」、五脏配五行、五音、五方的理论架构，王冰必须引用《易经》论阴阳乾坤、《尚书·洪范》论五行，以及《礼记·乐记》的部分来做些补充。
但这时王氏引《易》，还常显得生硬牵强。如〈阴阳离合论篇〉：「帝曰：『原闻三阴三阳之离合』，歧伯曰：『圣人南面而立，前曰广明，后曰太冲』。广明，下文有解释，云：「中身而上，名曰广明」，指身体正面的上半身。可是王冰注却说：「南方丙丁，火位主之，阳气盛明，故曰大明也。向南治物，故圣人南面而立，《易》曰：『相见乎离』，盖谓此也」。这不是挺荒谬吗？
然而，这也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素问》本身和《易经》原没什么关系，可是却有人总想替它们牵牵线、作个媒。这种倾向，在王冰之后越演越烈。
如宋林亿《重广补注黄帝内经》即以《易纬·干凿度》来解释《素问》为什么称为「素问」，谓：「干凿度云：『夫有形者生于无形，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症由是萌生，故黄帝问此太素，质之始也。《素问》之名，义或由此」。
这实在也是牵合附会之谈。太素之说，起于《易纬》，黄帝时怎么可能用此为书名？设若书名乃汉人所题，故用《易纬》之说，称其书为《素问》，那么书中又为何完全没有讲太始太素之类事？
但林亿之所以会如此征引，其实正显示了他欲将《易经》与《素问》相关联的用心。故〈阴阳应象大论篇〉说：「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林氏等新校正便说：
阴长阳杀之义，或者疑之。按《周易》八卦布四方之义，则可见矣。坤者阴也，位西南隅，时在六月七月之交，万物之所盛长也。安谓阴无长之理？干者阳也，位戍亥之分，时在九月十月之交，万物之所以杀也，孰谓阳无杀之理？以是明之，阴长阳杀之理可足矣。
以《周易》八卦分布四方来解释阴阳消息，实为王冰所不及论。但此风既开，四方八卦之说便泛滥于医学之中了。《灵枢·九宫八风》说「太一」在一年之中依次移居九宫，论者便以四方八卦来比附。
太一，是北极星，北极不动，北斗之斗杓则随季节旋转，古来均依斗杓所指十二辰来区分节气，一年分为廿四个节气。斗杓所指之辰，则称为月建。例如冬至节，月建在正北。这是十二月与辰、方位、节气的配合。另外，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分属八个方位，称为八宫，每宫得四十六日，天门地户两宫各仅四十五日。如果再将这八个方位跟上面所说的十二月、十二辰、廿四节气配合起来，即是所谓太一移居，八宫各分配三个节气；加上中央，共为九宫。
这种天文与节令的配合，本来是因医学理论重在「调四时，合阴阳」而设，故八宫又配以八风。谓各节令有符合节气的实风，主资长万物；也有与时令节气相反的虚风，主收杀万物。所以人应注意驱避风邪。但它谈八宫八方位，却给了以四方八卦来论医理者一个好机会，论者立刻将八宫和八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图表。
其实《灵枢》原文根本不曾谈到八卦，八宫分别是叶蛰、天留、仓门、阴洛、上天、玄委、仓果、新洛。后人勉强以八卦与之配属，遂只好刻意去解释为什么叶蛰宫是坎、新洛宫是干。例如倪仲玉说艮居东北，主立春、雨水、惊蛰、「艮为山，正而不动」，故名天留宫。离居南，主夏至、小暑、大暑，「日月丽天，主离明在上之象」，故名上天宫。干位西北，主立冬、小雪、大雪、「新者始也，洛书载九履一、一乃干之始」，故名新洛。凡此等等，都显然是误说。
换言之，《素问》《灵枢》可能在早期皆近于道家义，道家人士也是两书的主要传承者（日本多纪元胤《医籍考》甚至认为：「《道藏》中有玉枢、神枢、灵轴等之经，而又收入是经。则『灵枢』之称，意出于羽流者欤？曰灵枢、曰九虚、曰九灵，并是黄冠所称，而九卷《针经》为其旧名也」）。可是越到后世，它与儒家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由道医逐渐发展为儒医的轨辙也由此可见。
二、道林养性与儒门事亲
道教观念具存于医学中，而其后转为儒家立场，其实是一种趋势，并不仅表现在对《素问》《灵枢》的解释上。如隋太医博士巢元方等所编《诸病源侯论》，为我国第一部全面性的病因学专著，其中卷廿三即有〈尸病诸候十二论〉。什么叫做「尸病」呢？
这完全是道教中的一个观念，说：「人身内自有三尸诸虫，与人俱生。而此虫忌恶，能与鬼灵相通，常接引外邪，为人患害」。三尸，又称三虫，据说上虫居住在上丹田，名彭倔，色白而青，使人嗜欲痴滞，又伐人眼。中虫住中丹田，名彭质，色白而黄，使人贪财，好喜怒，浊乱真气，魂魄失常。下虫居下丹田，名彭矫，色白而黑，使人耽酒好色，伐人胃命。因三虫都姓彭，所以又称为三彭。
道教人士认为这三虫不但会作祟让人速死，更会窥人罪过，每逢庚申日就上天去打小报告。因此想修炼成仙的人，必须要「守庚申」「杀三尸」。唐张读《宣室志》云：「凡学仙者，当先绝其三尸。如是则神仙可得。不然，虽苦其心，无补也」，讲得非常明白。
在深受道教影响的医学传统中，三尸不但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三条虫，也认定了有些病候即是三尸所引起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之所以会列出〈尸病诸候〉，就是由于这样的背景。
据巢元方说，尸病包括诸尸、飞尸、遁尸、沈尸、风尸、尸注、伏尸、阴尸、冷尸、寒尸、丧尸、尸气等各种情况，症侯各异。这些症候，在其他医书中可能会以邪风邪气来解释，但在此书中都以尸虫作恶为说。其治疗之法，除了汤熨针石之外，也采用道家的导引法，例如治伏尸法，即须叩齿二七次，咽气二七次，反覆做三百通，做满二十天。
采用道教导引法治病，不仅此一处，如治牙病，它主张于生日梳发时，叩齿九通，默念咒云：「太帝散灵，五老反真。泥丸玄华，保精长存。左拘隐月，右引根。六合清练，百神受恩」，咒毕，咽唾三过（卷二九）。足见导引及咒术之治疗功能，是它所充分肯定的。
这种情况，在孙思邈《千金要方》中一样存在。孙思邈本人被道教尊为「药王」、其著作收入《道藏》中，均非偶然幸致。卷一〈大医习业第一〉开宗明义便说：
凡欲为大医，……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不读老庄，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
这是指医生的修养方面。在医法部分，他也很重视「养性」。卷廿七专就养性的问题，列了道林养性、居处法、按摩法、调气法、服食法、黄帝杂忌法、房中补益等项。其内容则完全是道教观点，认为养性才是无病长寿之本，去名利、除喜恶、戒声色、绝滋味、存精神，然后再用存思、按摩、调气等法。其说颇可与陶宏景《养性延命录》之说互参。
《千金翼方》中同样保存了这个讲法，卷十二〈养性〉卷十三〈辟榖〉卷十四〈退居〉卷十五〈补益〉，可说即是《千金要方．养性》的扩大与延绩。卷二九及三十的〈禁经〉上下篇，更是咒禁治病的重要文献。
宋朝以后，儒医之说兴起，「道林养性」逐渐不被医家重视，医生以「儒门事亲」自附于儒林，对于鬼神致疾说大肆批评（如《儒门事亲》卷一云：「疟之甚者，则归之怪崇，岂不大可笑耶？《内经》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何世俗之愚而难化耶？」），也指责方士「谬说鬼疾，妄求符籙，神祷辟匿，法外旁寻，以致病人迁延危殆」。道林养性之说，概不叙及；按摩、调气、服食、存思等法，亦极少采用了。
整体趋势虽然如此，道教医术仍间存乎其中。如金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五谈到治疮疖肿瘤、疮肿丹毒、金疮、鱼刺入喉，以及妇人乳痛、小儿身瘦肌热、疟疾不愈，乃至禁蝎，都用禁咒之法。其中治鱼刺入喉之咒，明言出于《道藏》，是让病人唸：「吾请老君东流顺，老君奉敕摄摄，摄法毒水，吾托大帝尊，不到称吾者，各各现帝身，急急如律令，奉敕摄」。又，其书最末尾部分还谈到辟榖绝食的方法，提供了一些辟榖的药单。这些，都是它顺着整个医学传统讲下来，而尚未能以儒家观点完全扫除道教医术渊源的痕迹。
情况类似的，是北宋元丰年间刊布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此书以方剂为主，其中即颇有道教祖师所传之药方，如纯阳真人养脏汤、南岳魏夫人济阴丹之类。另有用符者，如催生符；用禁咒者，如产妇将生产时，用体玄子借地法，唸咒向鬼神借地安产；又铺产地草及床褥，唸禁草咒；产时贮水唸禁水咒。编者并相信方位宜忌之说，收录了「胎神游方」「推妇人行年法」「逐日产母生子宜向方」「逐月产母宜忌向方」「逐日日游神」等并非方剂的治法。
其后，政和年间奉敕编的《圣济总录纂要》后面也有三卷谈神仙服饵之法，或烹炼砂石，或咀嚼松柏，或吐纳、或斩三尸。情形亦略与《局方》相似。
故真正能由道医转入儒医，恐怕要迟到元朝的朱震亨。
朱氏撰《格致余论》，自序谓：「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名其篇曰格致余论，未知其果是否耶？」虽推源于古人，语意上却看得出是自立新说，故又云：「《素问》载道之书也，词简而义深。去古渐远，衍文错简，仍或有之，故非吾儒不能读」。句句扣紧儒家，将医道纳入儒者事业中来。
其《格致余论》开宗明义，仿孙思邈《千金要方》，先谈养性之要，但将道门养性之理论，转为儒家的去嗜欲、收放心：
传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余每思之，男女之欲，所关甚大；饮食之次，于身尤切。世之沦胥陷溺于其中者，盖不少矣。茍志于道，必先于此究心焉。因作饮食、色欲二箴。
这两篇箴文，与稍后的《养老论》《慈幼论》，把医术和儒家的伦理观完全结合起来了。其书及《丹溪心法》也都全然不用禁咒、存思、服气、辟榖、符籙诸说。影响所及，几夺道医之席。明成化年间程敏政替其《丹溪心法》作序，竟说：「医之先，谓出神农黄帝，儒者多不以为然」，对医的传统，儒者几乎要重新构造了。
到了《四库提要》，遂把医家与神仙家的关系断然切开，说：「汉志，『医经』『经方』二家后有『房中』『神仙』二家，后人误读为一，故服饵导引，歧涂颇杂，今悉删除」。
中国古无医学史，《四库提要》可视为第一部医籍史论或医学史论。而且它以儒学发展史来架构医学史，对后人影响甚大，儒医遂为正宗矣！
三、儒医的特点及其批判性
儒医始称于宋代。《宋会要辑稿》言：“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这段话讲的是：宋代设立了特定的教育机构——医学，体制完全仿照太学。徽宗还让医学脱离专管宗庙礼乐的太常寺，转隶于国子监，使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并且按等级任命医官。有六个品级，十九阶具体官职，最高为翰林医官，相当于五品大夫，所以后世称医生为大夫。
当时受“格物致知”学风的影响，不少儒者也将医学作为格致的对象，如王安石即自称：“……，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谈。”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著《格致余论》中更畅言：「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
儒医有何特点呢？
首先，他们强调医生自己要具有儒家的气质和风范。名医都以儒家“仁义”观自期，具有“上医医国”、“仁民爱物”、“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价值取向，构成了独特的儒医现象，所谓仁心仁术。
其次，儒医把儒家心性修养理论和医术完全结合，认为病人若想要治好，不能只从生理上去治，更要注意心性修养问题。
其理论对当代心身疾病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的价值；一、从人类心身疾病的研究角度看，儒医理论的研究范式补充了西方心身疾病研究的某些空白，使人类心身疾病研究更加全面。二、从中国人身心疾病的研究角度讲，儒医理论能够更多的揭示中国人心身疾病的发病原因、特点和解除途径。
三、儒生的大本领是搜集、整理、考证古籍，竞相著书。宋代于1057年成立校正医书局，校订《素问》等医籍。儒士论医亦多有高见，常把临证体会、读书心得、医闻轶事等，以散文形式写成医话，或以歌赋形式教授学子。最早见于五代人高阳生所著的《王叔和脉诀》，自宋代周守忠以四言诗著《历代名医蒙术》以后，医学歌赋蜂起：著名的如明代龚延贤的《药性歌括四百味》、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和陈修园的《医学三字经》等。
此外，专从医学角度说，儒医也对汉魏南北朝以来的医学传统（主要是道医的传统）发出了具体挑战。
在苏东坡当时，就曾针对医家废学《难经》之风批评道：“《难经》可废，非愚蠢无知则狂而已。《难经》不学，岂不误哉!”可见那时已有人对《难经》不满了。东坡对此风气不已为然，可实际上后来此风并未消歇，儒医不断挑战着《难经》《素问》的权威。
这里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明代浙江慈溪人赵继宗，著有《儒医精要》。此书在中土已然亡佚，仅存于日本。凡三十三篇，包括论王叔和左关左尺与三焦及命门属火之误、论王叔和十二经脉之有差、论诊脉专主王叔和脉诀分各脏与左右手歌诀之误、论诊脉有先后、男女之脉不同、论伤寒不必传经、论伤寒吐汗下三法之误、论伤寒称四时之误、论世人言痰火之误、论痰为诸病之误、论狂病为痰之误、论补阴之误、论用药不宜执方、识汤液与集要不可者三、论药有不宜火制者等。
从其篇名多用“论……之误”即可看出该书多攻击前人论说。为此，九年之后问世的俞弁《续医说》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余近见赵继宗《儒医精要》一书，一驳丹溪专欲补阴以并阳，是谓逆阴阳之常经，决无补阴之理。二辩王叔和命门属火之误。三辩张仲景伤寒无汗吐下法。四辩张洁古无中暑中热之分。五辩中风无火气湿三者之论。六辩十二经之脉差缪。赵公偏执己见，妄立邪说以欺人，乖悖经旨，得罪于名教多矣，噫！仲景叔和，医之圣也，百世之师也。继宗何人，而敢轻议如此。多见其不知量也」。
大约因赵氏的著作不断受到这类批判，所以后来未再复刻，不久便散佚了。可是类似赵氏这样的儒医其实还是不绝于途的。
例如晚清民初章太炎曾著《章太炎医论》，原名《猝病新论》，共收论文38篇，有关于理论问题的商讨（如五脏附五行无定说）、学术研究（如论经脉和三焦等）、病症的论述（如伤寒、温病、杂病等）、古医书的考证等。
章先生自认为他的学问里面以医学为第一，可是中医界对其新论却褒贬不一。我看过一篇〈《章太炎论医集》谬论举隅〉就大骂：
章氏乃民国一代学术之伟人也。其学问之高、影响之远，非鄙人所敢妄议。然医学一道，彼虽自诩第一，以吾观之，尚门外汉也。而彼之自以为高明，开近百年中医西化之风，否定《内经》，不求本源，而欲求实效求创新，自误误人，不容不辨。
这是因为章氏认定中医十二经脉、奇经八脉之说都是解剖学未精时的产物。包括他论针灸，也主张它不是依据经脉理论来的。
章先生还反对五行与五脏的配属，说：「五行之说，以肝为木，心为火，脾为土，肺为金，肾为水。及附之六气，肝为厥阴风木、心为少阴君火、脾为太阴湿土，犹无异也。肺亦太阴湿土、肾亦少阴君火，则与为金为、为水者殊，已自相乖角矣。五经异义，今文《尚书》欧阳说：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肾，水也。古《尚书》说：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肾，水也。……然则分配五行，本非诊治的术，故随其类似，悉可比附，就在二家成说以外，别为比附，亦未必不能通也。今人拘滞一义，辗转推演于藏象病候，若皆言之成理，实则了无所当，是亦可以已矣。」
{返回上一层} {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