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浙江“古籍编目工作研讨会”会标

　　郑小悠

　　浙江扼江海交汇之要冲，山川雄秀，物阜民丰，尤称人文荟萃，典章焕然。魏晋、隋唐以降，随着几次大规模的北民南迁，地区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及至宋室定都临安，则形成了人民之众、财赋之殷，甚于他州的局面，文教随之昌隆、人才随之鼎盛，名贤巨擘遍布全省，达到了“列郡踵继，无邑不有”的地步。许多州县都是著名的才子之乡，或著作宏博，或富于庋贮。名楼大阁遍地生花，公私藏书俱称浩繁。

　　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促成了今天浙江在古籍资源分布上的突出地缘特色，即数量多、价值高、分布广。据已经完成的全省古籍普查数据显示，浙江省古籍存藏总量近22万部，民国线装书11万部，藏书总数在全国名列前茅。古籍中多珍罕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者就有871部之多，“南三阁”中硕果仅存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历代浙江籍历史名人的稀见稿抄校本，尤称珠联玉映，熠熠生辉。浙江省古籍存藏单位多达95家，几乎是县县有古籍。县级图书馆、博物馆里不乏海内孤本，中学校园的藏书也钤印分明、传承有绪。

　　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和地缘特色，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始终以“将传统乡邦文化根植基层土壤，让珍贵古籍资源发挥现实作用”为指归，以全省古籍普查为核心抓手，配合以人才培养、古籍修复、古籍存藏环境建设、古籍阅览服务、古籍整理出版、古籍知识宣传推广等多元手段，上下一盘棋，全面、系统开展全省古籍保护工作。

　　古籍普查 文化担当

　　全面、系统、高质量完成全省古籍普查，是浙江省10年古籍保护工作的突破口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正在进行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古籍普查，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对存世古籍进行全面“清点”。其目的在于通过每部古籍的身份证“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和相关信息，建立国家古籍登记制度，加强各级政府对古籍的管理、保护和利用。一方面，古籍普查是一项嘉惠当代、泽被千秋的基础性工程，是当代文化工作者承先贤业、为子孙计的责任担当。另一方面，将分散在各地、各系统、各单位的千百万册古籍一一清点，登记信息、上传书影，是水滴石穿的艰巨工作，做起来覆盖面广、专业性强、耗时费力、见效不易，非组织严密、持之以恒、群策群力不能为也。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选择以普查作为全省古籍保护工作的核心项目，颇有近代浙江籍儒学大家马一浮所称“默然不语，其声如雷”的意味。截至2017年4月底，浙江全省古籍普查工作基本完成，文脉得以揭示。

　　在古籍普查工作开展之初，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制定并下达了全国范围的古籍普查标准，要求广大古籍普查员将古籍的索书号、分类、题名卷数、著者、版本、版式、装帧、装具、序跋、刻工、批校题跋、钤印、丛书子目、定级、定损、书影16个大项一一著录明白，为下一步编写《中华古籍总目》打下坚实的基础。这一要求的提出主要基于大型古籍存藏单位资深专家的既有古籍编目经验，对基层单位人员、经费紧缺，特别是普查员专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考虑不足。因此，这一要求甫经实践，就让各基层单位产生了畏难情绪，普查进度缓慢。于是，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只能退而求其次，将古籍普查必填项目减少到索书号、题名卷数、著者、版本、册数、存缺卷数6项，原定的其他项目作为拓展项，允许各单位根据自身情况选填。

　　浙江虽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前列，但在2007年以前也存在基层普查力量薄弱的问题。浙江的地市级图书馆古籍存量多在5万册以上，一些单位甚至达到15万册，但专门从事古籍整理、保管、修复、服务工作的馆员只有几个人，具有相关专业背景、能够独立完成古籍普查的就更少。县级单位少则几百册，多则几千上万册的古籍，大多没有专职人员进行管理，具有专业水准的普查员更是无从谈起。在这种情况下，浙江全省上下始终坚持按照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早提出的16项著录标准完成古籍普查，并由省古籍保护中心为各单位配发照相机、扫描仪等设备，确保为每部普查过的古籍留下清晰书影。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书馆馆长徐晓军将这一份迎难而上的坚持戏称为“一条道走到黑”。

　　普查要求明确后，浙江省内许多基层单位的领导感到压力很大，纷纷向省古籍保护中心提出，本单位没有能够完成古籍普查的相关专业人员，藏书不多，能否请省图书馆派人代为完成。对此，徐晓军明确表示：“普查责任必须到县到人，省图可以做培训，但绝不代劳。”在这一理念的指引下，浙江全省开始了“培训+普查”相结合的运行模式。

　　按照省古籍保护中心要求，各基层单位派上几名馆员，人手一张火车票，买上一套铺盖卷，就入住了位于杭州市中心的省图书馆宿舍楼。这些基层馆员大多不具备文史专业背景，也没有从事过古籍相关工作。但徐晓军说：“这些都不是问题，基层馆员只要受过高等教育，无论什么专业，都可以派来，我们保证教会。”不但人到，还要书到。一些小馆的参训人员甚至随身搬来了本馆的全部“家当”，书先做杀虫处理，再带进培训现场。此后长则一个月，短则十来天，参训人员在省图专业古籍编目员的耳提面命下，以本馆的古籍为实践对象，从零开始，边学边做，完成的数据质量经省馆老师审校认可，即可算作“毕业”。

　　浙江图书馆古籍修复室

　　位于浙西南山区的云和县图书馆只有7名工作人员，且人人“外行”，面对本馆堆砌一隅的3000多册线装书，馆长潘丽敏一筹莫展，极力请求省馆代做普查。而徐晓军则予以坚拒，执意要求云和馆到省图培训。二人争执不下，潘丽敏还为此掉了眼泪。2013年春节前夕，潘丽敏带着两名馆员和本馆的古籍来到省图参加培训，像小学生一样从零学起，到培训结束时已届除夕。不过，也正是通过这个机会，潘丽敏和她的馆员们开始喜欢上古籍，不仅是古籍普查，还有古籍的整理、修复、展览宣传，特别是古籍背后极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2013年11月，只有十几万人口的山区小县云和成为浙江全省第一家完成古籍普查的单位，并在普查中发现了一批本地区特有的稀见家谱、畲族文献和道教抄本。2015年10月，《云和县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图目》出版，云和县图书馆成为全国较早独立出版配带高清书影普查目录的县级图书馆。

　　“传统文化这一课，基层文化工作者、管理者过去是欠缺的，只有亲自动手做过古籍普查工作，他们才更能产生文化使命感，更有文化担当。基层馆的普查由省馆代做是很容易的，我们舍易求难，付出了更高的成本，但收获的影响和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回顾10年普查，徐晓军如是说。

　　普查员是最大的明星

　　根植基层的理念、全省一盘棋的运作，让浙江的古籍保护人虽然身处不同地区、不同系统、不同单位，却紧紧团结在一起，形成强烈的职业荣誉感、团队认同感。今年9月28日，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古籍编目工作研讨会”，对历时10年的古籍普查工作进行总结。此次会议的会标是一个由几百名一线普查员照片组成的大大的“籍”字，这些普查员中既有省馆的博士，也有县一级单位非专业的合同制员工，号称衣冠文物之薮的浙江能够在短短几年间将全省古籍数量精确到个位，是他们共同努力的结果。对此，徐晓军有着精辟而动情的描述。他说：“普查员队伍一个人拿出来，不显山不显水，但他们的力量在于联合在一起。我们浙江的普查没有专家、没有明星，我们只能靠合作、靠团队的力量做一件事。要说明星，普查员就是最大的明星。”

　　据《浙江省古籍普查报告》显示，10年间，全省一线普查员共444人。作为骨干力量常年坚持普查工作的有六七十人，他们建立了普查QQ群，随时在群里讨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收获的心得。当然，其中也不乏论辩、批评，甚至激烈争执。2013年，浙江的古籍普查进入瓶颈期，部分普查员对普查内容和范围的认识产生偏差，普查效率和进度一度受到影响。为此，省古籍保护中心于当年8月在临海召开工作会议，重新明确普查要求。会议期间，几十位一线普查员在线上、线下进行了激烈辩论。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童圣江现在回忆起那一幕还不禁失笑，自称保存的关于此事的QQ群聊天记录就达到几百页之多。最终，在充分而广泛发表意见、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上，全省普查员逐步达成共识，认可了省古籍保护中心作出的决定，进而就下一步的全省古籍普查工作策略、方法形成决策。在徐晓军看来，这次“临海会议”可以称为浙江古籍普查的转折点。会议过后，普查工作效率突飞猛进，平台录入的数据从一天几十条猛增至100条、200条、300条。作为普查工作的管理者和决策者，徐晓军在“临海会议”期间，承受了“少壮派”普查员们不少“火力打击”，即便如此，当说起他的普查员队伍，徐晓军仍然无比自豪。毕竟，毫无顾忌的据理力争，正是普查员们对普查工作具有强烈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的突出体现。古籍普查能被一群年轻人当成了用心维护的事业、发挥才智的舞台，这无疑是对组织者最大的宽慰与褒奖。

　　在普查工作攻坚阶段，全省普查员加班加点，白天核对原书、录入文字信息，下班回家上传书影。一些普查员为了书影上传速度可以更快一些，甚至专门选在深夜工作。几年下来，许多三四十岁的人眼镜度数又增加了一二百度，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

　　曹海花是浙江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博士，她于2010年进入省图古籍部工作，随即成为普查组组长。曹海花在浙江古籍界有“拼命三娘”之称，她性格坚韧笃实，做事雷厉风行，不似浪漫的文学博士，倒颇有些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气质。在古籍普查最困难的时期，曹海花带孕坚持工作，辗转奔波于全省各市县，为基层单位的普查员进行培训指导。“临海会议”召开时，曹海花已经怀孕9个月，行动艰辛不言而喻。即便如此，她仍然登上讲台，与同事秦华英一起，讲解《浙江省普查信息著录规定》，并选取未经普查的各类古籍现场演示、讲解普查流程。因为业务极为熟练，她们仅用20分钟就完成了一部古籍普查的全过程。对此，与古籍打了近30年交道的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在现场观看时也忍不住赞叹。今年“浙江省古籍编目工作研讨会”上，已经担任省图古籍部副主任的曹海花代表省古籍保护中心向在场领导、专家报告浙江省10年古籍普查情况。此时的曹海花，恰好又是9个月的身孕。就要有二孩宝宝的她仍然是那么勇敢干练，在会场内外忙碌布置，在讲台上谈吐自如；也仍然是那么幸福洋溢，为了生命与爱情的延续，青春与事业的圆满。

　　云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小微书库”内整理本馆古籍

　　让古籍保护变成更多人的事业

　　不仅是普查，“根植基层，让更多人参与”，也是浙江古籍保护整体工作的基本理念。基层单位“小微书库”标准化建设，就是这一理念在古籍原生性保护领域的具体实践。

　　基层单位的古籍保护应采取何种模式，在业界一直众说纷纭。从效率角度出发，一些地区采取了将基层单位古籍托管给省级单位的办法。对此，徐晓军提出了异议。在他看来，古籍无论数量多少、价值高低，都要尽量保留在当地。其主要原因有三：

　　首先，古籍是本地区历史发展、文化传承的最重要见证。一般而言，县级单位存藏的古籍，多是常见书目、常见版本，传统意义上的文物价值、史料价值谈不上有多大，放在省级单位，泯然众矣。但这些书大多是该地区旧时读书人家中所藏，是供其教育子弟、阅读消遣、生活应用的日常书籍，最能反映当地人祖祖辈辈的文化生活、知识结构和审美旨趣。这些古籍存放在当地，本就是一个地区活生生的社会生活史、文化传播史。

　　第二，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在于发挥其现实作用。一个地方有没有可以直观赏鉴的名人遗迹、古籍文物，对当地青少年的影响是大不一样的。基层单位的古籍藏书，如果经常拿出来搞一些简单的展览互动活动，当地青少年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对家乡历史的文化共鸣，就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建立起来，文化软实力就能在他们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第三，多一个县有古籍，就多一个县参与古籍保护。古籍只有留在当地，才会引起当地政府、民众对古籍保护的重视，古籍保护才能变成更大众的事业，得到更大范围的参与和更大规模的投入。

　　为了在实践中贯彻这样的理念，让更多地方将古籍看作资源而非负担，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在全省基层古籍存藏单位推广“小微书库”标准化建设。即由省古籍保护中心提供改造范例，以经济性、实用性为原则，帮助古籍存藏量在2万册以下的基层单位，改造出一组集库房、阅览室、修复室、普查室为一体的古籍保存、修复、服务单元。

　　“小微书库”的具体布置因馆制宜，大致分为库房区、工作区、阅览区3个部分。库房区除摆放书架外，还必备空调、除湿机、防火球、防紫外线窗帘、芸香草和安全报警系统。办公区紧邻库房，配置用于古籍普查、管理的桌椅、电脑、相机、工具书和用于古籍修复的修复台、水池、修复工具等。向外则为阅览区，配置桌椅、灯具等基本设施。根据藏书规模大小，改造耗资5万元至10万元，远低于普通居民的居家装修费用，且相关经费多由省财政补助，无需加重基层财政负担。通过这样的办法，留在基层的浙江古籍保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即便山区小县也不例外。

　　“小微书库”的多功能复合型设计，不但改善了古籍存藏环境，也为浙江省古籍修复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基础条件。2015年，浙江的古籍普查工作接近尾声，全省古籍保护的重点工作开始转向古籍修复，徐晓军曾将2016年戏称为浙江古籍界的“修复元年”。为了形成覆盖全省的修复网络布局，浙江以省图书馆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两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为辐射中心，在杭州图书馆、绍兴图书馆、温州市图书馆3家单位设立省级古籍修复中心，在浙江大学图书馆、嘉兴市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等17家单位设立基础修复站。通过集中培训和跟班学习，现在，浙江省内基础修复站工作人员普遍具备了换封面、装书线等简单古籍修复技术。存藏在全省各地的古籍得以根据破损程度进行分层分解修复和日常保管维护。

　　此外，省图书馆还在幽静的西湖孤山“杨虎楼”阁顶开辟了“浙江省古籍修复材料中央库”，人称“中央纸库”。纸库搜集了产自浙江、安徽、湖南、江西、云南、新疆、西藏、台湾等地的207种、63万张古法手工制造的古籍修复用纸，规模之大、品种之全，在全国首屈一指。这些修复纸按需配发给省内各修复中心、修复站，为基层单位的古籍修复质量提供保障。不久前，“中央纸库”里“养在高阁人未识”的手工古纸也被一一采集了纸样、标注了检测数据，命名为《中国古籍修复纸谱》出版，成为我国第一部成规模的大型古籍修复纸谱工具书。

　　覆盖全省的古籍修复网络布局完成后，与古籍修复相关的展览展示活动也在浙江各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每到世界读书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修复中心、修复站的工作人员便将日常修复、传拓所用的工具摆列出来，与前来参观的本地青少年互动交流。如果基层单位的修复人员人手不够，省图书馆的修复师们就自带家当，到各地友情支援。今年11月16日，一场系统介绍、展示浙江古籍修复成果的大型展览“书路修行与古为役——古籍修复特展”在省图书馆拉开帷幕。省馆和基层馆结合，“游击战”和“阵地战”结合，浙江的古籍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更有活力，浙江的古籍保护理念就是这样一天比一天更深入人心。

　　除原生性保护外，浙江在古籍的整理出版等再生性保护层面也成绩斐然。不但由省政府主导编纂了500册鸿篇巨制“浙江文丛”，还以市为单位，出版了“温州文献丛书”“绍兴丛书”“台州文献丛书”“重修金华丛书”等乡邦文献集成。省内许多年轻的古籍工作者热情高涨，在参与古籍普查的同时，积极投身于本馆典籍整理研究，成果不断。

　　2016年“G20杭州峰会”结束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将“浙江精神”总结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浙江的10年古籍保护路，正是这一精神的真实写照。古籍普查的“结硬寨、打呆仗”是干在实处；古籍原生性保护、再生性保护网络建设是走在前列；而坚持传统乡邦文化根植基层土壤，让珍贵古籍资源发挥现实作用的做法，则堪称勇立潮头，虽至繁至艰而百折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