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凡社会，都是对“人”而言的，因为只有人才具有社会性，也才能建成适合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其鲜明标志和主要指标就是：经济与文化相因相生、高度发达，物质与精神互济互励、充分融合。而此间的一个鲜明标识与突出特点，便是智慧与道德的全程对接、富裕与文明的高度契合、愿景与理想的充分实现。小康社会的标准性和标志性内涵，永远都应当是和必须是富裕、文明、和谐、幸福。只有这些因素和条件完全生成和充分具备，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小康社会。否则，如若只有物质充足和生活富裕，而没有文明相伴并为之托底，那就绝对不会有和谐与幸福可言。

　　古人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说的是一旦没有道德约束和精神依托，人的欲望就会恶性膨胀和肆意泛滥，并必将造成祸害与灾难。于此情况下，小康社会又怎么能真正“康”起来呢？有一次，欧阳修与友人饮酒行令，约定每人作诗两句，内容须触犯刑律，且罪在徒刑以上。其中一人说：“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另一人说：“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轮到欧阳修时，他却慢条斯理地吟道：“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不解，齐声诘疑，惊呼道：这哪里有什么犯罪内容呢？但欧阳修却反诘道：“人都到了这种程度，还能不干犯罪的事么？”他的意思是说，没有文化素质和道德底线，只有单纯的物质富裕，必然会引发奢靡生活，而奢侈生活又必然会导致作奸犯科。所以，小康社会必然也必须是经济与文化并举、富裕与文明同在、物质与精神共存。只有这样，才是人民的大幸，才是国家的鸿运。

　　在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只要坚守经济与文化共济同存、物质与精神相益互励，就会赢得小康社会的快速到来，并使其得以不断优化与提升。一如河南兰考县，风沙、盐碱和内涝使这个地处黄泛区的中原小县长期停滞在贫困状态，但自焦裕禄起，一连15任县委书记都坚持走经济与文化并重，以精神引领经济、驱动发展的改革之路，终于在2016年宣告全县脱贫，开始进入小康社会，创造性地以文化之燧点燃精神之火，大踏步地从精神高地跨出了“经济洼地”。又如山西运城，作为关公故里和舜帝之梓，当地围绕忠信、孝悌这一核心理念，连续多年举办以“德政千秋、孝行天下”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广泛设置德孝大讲堂、德孝文化墙、德孝文化苑，长期活跃着农家书屋、文艺宣传队、志愿服务队等，通过充分发掘根植于当地老百姓内心的文化基因和价值认同，并将之同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与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基层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结合起来，不仅富了农民的口袋，也富了农民的脑袋，收到多重效益，产生良好效果，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进步。

　　在现代条件下，文化的形态、业态、价值、意义，都正在发生巨变、全面发展、迅猛提升。文化不仅在精神高地上灼灼绽放，而且更深深地厚植到了经济领域，以致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文化本身就既是精神，又是经济，或以精神与经济的混合体而兀然崛起、灿然出现，形成以产业为“体”、产品为“桥”、文化为“魂”的新文化产业体系，在满足人物质需求的过程中，更使人得到情操陶冶与精神享受。而这，便是以“文化+科技”“文化+创意”和“互联网+文创”为基本模式和主要特征的大文化产业的蓬勃兴起所带来的巨大变革，其主要通过文化与经济、文化与创意、文化与平台的融合创新，而将文化DNA深植于经济活动的各个环节，并使之不断催生出新创意、新业态、新产业，从而全面实现“发展空间重塑”，力促其产品同时具有物质层面与意识形态双重属性和复合意义，以臻形成全方位展示“优”“绿”“新”的经济趋势与文化业态。

　　总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在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文化的价值必将越来越凸显，文化的作用必定越来越重要，文化的意义必然越来越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