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化历来占据世界重要地位，素为世界各国所礼赞。近代以来，随着中国屡遭侵略及国家地位的下降，在西方中心论的裹挟之下，中国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日益沦落到“妾身未明”的境遇，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的糟粕，似乎应随着现代文明的崛起而被埋葬。作为中国文明的主体，儒学的地位也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随着时代的忽左忽右而东倒西歪。一百多年来，儒学有过辉煌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遭受各种奚落和指责。然而，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逐渐深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猛提升，在寻找中国崛起背后支撑因素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现代性因素正在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儒学，其体系化的伦理政治思想能够教化人心改良社会，且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新路径这一事实，也让国家中枢机构以及其他层面刮目相看。儒学研究遂踏上新的行程，并进而影响到海内外既有儒学研究格局的大调整。

　　一、从文化自卑走向文化自信：儒学研究氛围的重大变迁

　　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开始朝着“中国化”的方向被加以重构。造成这一变迁的主要动力，是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开启了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信的巨大转变，在文化建设上推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设想、新举措，探索出一条科学合理、前景光明的新道路，一个文化复兴与文化建设的新局面正在出现。

　　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毫无疑问会涉及方方面面，但近年来最值得注意的是，整个社会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调整。当代中国文化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三部分构成。前两部分由于与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一直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唯有传统文化的地位则处在漂浮游移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几乎成为“封建落后”的代名词。包括在1949年之后一段时期内，传统文化仍然备受轻蔑。这种局面从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时开始根本改观。

　　习近平在曲阜考察时指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他对孔子儒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间的密切关系作了深入阐发。他强调，“孔子及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习近平到访曲阜，是文化领域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甚至是一次重大的“拨乱反正”，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的应有地位从此开始恢复。

　　2014年5月4日习近平造访北大时，同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先生促膝交谈，了解《儒藏》编纂情况，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的贡献。在纪念五四运动之际，习近平与传统文化研究的泰斗牵手交谈，进一步透露出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讯息。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对孔子儒学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予以更明确的肯定。习近平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他强调，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习近平的讲话，打通了当代主流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主流价值系统的壁垒和隔阂，把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与当代文化贯通起来，把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文化根基奠定在有五千年之久的中国文化基础上。这既是一场更高阶段的文化中国化、本土化运动正式展开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占主流地位的“反传统”倾向终结的标志。

　　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建设工程的重要意义和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作了明确规定。这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专题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意见》昭示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苏和新生。《意见》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自此，传统文化复兴结束了民间自发的阶段，开始进入政府主导的新时期。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因而告别了那种群龙无首、自由无序、泥沙俱下乃至泡沫横飞的状态，走上秩序化轨道。

　　上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此高度重视绝非偶然，这鲜明体现了执政党高度的文化自信。2014年以来，习近平不断强调“文化自信”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从而将“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历史和现实均证明，只有坚定文化自信，才能有效抵消全盘西化的影响。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化、与西方全面接轨成为一些人的文化选择，这一选择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一种文化自卑情绪的蔓延，这一情绪悲观地认为自身文化业已落伍，必将被外来文化所取代。这种观念不仅对我们的文化建设不利，对我们整个社会建设也是一种阻碍。文化自信的提出，是十八大以来最为重大的思想史和文化史事件，这意味着困扰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文化自卑情结终于走到了尽头。

　　文化自信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价值有信心，就是对自身文化生存演化的能力和前景有信心。外来文化的冲击不但不会导致中华文化的消亡，反而会促成中华文化的新生。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蓝图。他要求“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被定位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哲学社会科学有无中国特色，归根结底取决于能否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

　　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中地位的上述变迁、变动和调整，为近年来儒学研究的大繁荣大发展提供了前提和保障，而近年来儒学研究在理论、思想、观念上的一系列新突破新收获，在若干专题研究和重大基础文献整理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促使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动，大陆儒学研究随之也呈现出若干新特点、新趋向。

　　二、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凡世界政治经济发生结构性调整时，思想文化格局无不连带发生同样的结构性变动，一国政治经济之崛起，一国学术亦将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中国在快速发展三十年之后，重新回到世界中心，这一历史性变迁必定会推动中国学术掀开新的篇章。近五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儒学就处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

　　首先，儒学正在成为世界范围内堪与自由主义相抗衡的重要思想流派。

　　当今世界，自由主义是一种影响最大的思潮。但近年来随着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的蔓延，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民粹主义”在当今西方政坛的泛滥，尤其暴露了自由主义在社会整合上的困顿和无力。大批知识分子因而对自由主义的基本预设产生怀疑。多年来，杜维明先生一直站在儒家人文精神角度，尝试同西方自由主义进行对话。在他看来，西方强调征服和利用的自然观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失和，环境危机与能源危机由此而生；自由主义的“原子个体”意识，则消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与相互关怀，社会整合的基础变得空前薄弱。杜维明认为，儒家人文主义大可以在自然观和社会观两方面，对自由主义的盲点补弊纠偏。

　　杜维明先生凭借其深刻的思想创造与卓越的学术组织能力，为在国际学界弘扬儒家人文精神所做出的贡献迄今无人能及，但尽管如此，当时却并未能形成与杜先生的愿望和努力相匹配的应有局面。究其原委，这既是因为儒家文化的母体――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长期低迷，无力支撑自己的传统文化打入国际思想市场，也是因为日益崛起的中国尚未向世界宣示自己的文化自觉。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大陆的思想格局与文化结构做出了重大调整。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民间儒学复兴热潮的基础上，决策者明确将儒学接纳为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资源，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如此一来，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影响，便迅即转化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威望，儒学因此更加广泛地吸引了国际学界有识之士的目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学者贝淡宁适时推出了他的《贤能政治》一书，成功引起了世人的极大关注，甚至可以说造成了少有的轰动。贝淡宁认为，学界应该正视中国式贤能政治，因为这是传统中国用来衡量政治进步与否的主流标准。在贝淡宁看来，贤能政治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型社会，而经过现代转型之后，它完全可以通过透明的磋商、审议、基层选举等制度措施兼收并蓄西方民主制度的优长。相形之下，“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制则有可能将缺乏政治经验或美德的人送上权力宝座，从而违背选贤与能的基本诉求。实际上，像贝淡宁这样的西方学者早已熟知自由主义的困境，只是苦于找不到反击的突破口。如今，挟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之威望而盛赞中国式贤能政治之优长，正是其在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主义反戈一击的最佳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安乐哲则试图深入到文化与哲学层面，提供替代自由主义的中国思想选项，他认为当代西方必须进行“超越自由主义”的“第二次启蒙”。正是基于近年来的儒学发展势头，安乐哲认为，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这个世界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儒学的地位将上升到前一代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换言之，“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文化巨变，孔子和儒学将成为世界性哲学，并在世界哲学之林占据重要地位”。

　　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的工作凸显了儒学在处理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时的活力和智慧，但不得不指出，在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中，代表儒家出阵的皆是海外儒学圈的著名学者，中国大陆学者在此对话中基本处于缺席状态，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与西方自由主义对话的意识，或者是由于他们仍未走出对方自由主义的迷信，总之情形并不令人满意。我们希望，随着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规模越来越大，能有更多的大陆学者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

　　其次，中国大陆正在真正成为世界儒学研究的中心。

　　近几年来，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蜂拥海外研究儒学相比，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正在出现，这就是全世界顶尖儒学研究专家纷纷应聘来中国大陆工作。

　　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在中国大陆儒学研究被认为是意识形态的负面因素，是中国文化的负资产，因而儒学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状态在文革时期登峰造极。正常的学术研究都不能开展，谈何中心？！中国大陆自觉退出了世界儒学研究中心的竞争。一段时间以来，造成这一局面的因素早已不复存在，近五年儒学的价值则被国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儒学研究已经基本“脱敏”，完全“合法”，甚至更符合中国当下的“政治正确”。国家对儒学正面价值的肯定，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强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大陆才能源源不断地为重新诠释儒家的经典命题提供动能。儒家的根在大陆，只有中国大陆才是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区域，13亿人面临的问题，比任何国家和地区都要复杂。正在转型的一个庞大的中国，不断给儒学提出新的命题，从而也就不断刺激着儒学的发展。这是顶尖儒学家纷纷来到中国的根本原因。逻辑上，我们不难做出下述分析：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被定义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特殊国情”的结合，而几千年来的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又是中国特殊国情最基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基于传统儒学视角诠释、提炼、推广当代中国经验，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大陆儒学研究的最有潜力的增长点。

　　目前，杜维明、安乐哲、贝淡宁、成中英、林安梧等原本活跃在海外及台港的知名学者，都常年驻扎大陆。这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正在向中国大陆迁移的最好说明。儒学在中国，儒学研究中心长期在海外的局面已告结束。

　　与这一点紧密相关，港台以及韩国、新加坡等所长期享有的儒学桥梁地位也渐渐丧失。

　　改革开放之初，韩国、新加坡，尤其是港台，曾对中国大陆的儒学研究发挥过重要的反哺作用。冯友兰、汤一介等于1984年发起成立的中国文化书院，曾密集邀请海外及港台儒学专家讲学、授课，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港台新儒家，渐为大陆学界所知，并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追随者，乃至可以说，今日大陆已经成名的儒学专家，没受到港台新儒家影响的不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九十年代前期，港台新儒家堪称如日中天。

　　这些国家和地区、机构一时成为儒学研究者心向往之的高地有历史的合理性。彼时，中国与西方处于隔绝状态，只有依靠这些中间地带进行交流，而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力量与西方展开直接对话，这些原有中介的重要性无疑会急剧下降，它们原来所享有的地位自然就岌岌可危。于是，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开始回归中国大陆。

　　政治儒学的崛起是儒学中心回到大陆的主要思想动力。经世致用原是儒学的本质属性，“治国平天下”从来都是儒者的终极抱负，大陆儒学研究因不满足于港台新儒家偏重于心性论的理论建构，故而专门重启儒学的政治与制度思考，探索如何在这个大变动的时代中，以儒家思想资源参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作为大陆政治儒学的首倡者，蒋庆的立论虽然因其照搬古人或托古改制的表象、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脱离现实的乌托邦设计等等问题而饱受非议，甚至连“政治儒学”都受其连累而成为一些主流学者为之侧目的对象，但无法回避的是，“政治儒学”或“制度儒学”确实因反映了现实的需求而成为儒学研究的大势所趋。无论对“政治儒学”是赞成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它已成为儒学圈的中心话题，而且它因挑战了“心性儒学”而动摇了港台儒学原有的学术地位。

　　较之大陆政治儒学，港台新儒家、海外新儒家在种种历史与现实原因限制之下，早已放弃国族建构的使命，消弥了最能体现儒学生命活力的“治平”理念，仅止于退守内在心性论传统，而将广大的公共领域议题拱手让给自由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已成为西方思想文化代言人的港台新儒家，根本无力同时在个体身心与家国天下层面重建儒学的学统与政统。由此观之，在儒学发展的新阶段，政治儒学取代心性儒学的主体地位，既符合儒学的内在思想逻辑，也是儒学在社会秩序重整的新时代所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以“政治儒学”为特征的大陆儒学，冲击乃至取代以往港台、海外儒学的地位，因而也就具备了某种历史必然性。

　　2015-2016年，在台湾和大陆儒家学者之间爆发了一场论战，这场所谓的“陆台之争”最能反映儒学研究在境内外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度调整这一事实。台湾学者李明辉在大陆接受专访时直言“台湾仍是以儒家传统为主的社会”，“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一石激起千层浪，李氏之言立即在儒学圈引起一场罕见的论战。关于这场论战，有人视为“山头之争”，有人视为“古今中西”之争，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以笔者之见，这场长达一年迄今尚未止息的舌战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它反映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儒学研究话语权的争夺，李明辉的一句“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刺激性言论，实际上折射出了港台学界对儒学研究原有地位日渐丧失的深深焦虑。

　　2013年11月，习近平到访曲阜时，曾对儒学界提出如下期待：“要使我国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在世界儒学传播和研究中始终保持充分话语权。”这一期待看来正在变成现实。

　　三、大陆儒学研究呈现新趋向

　　儒学研究在经过二十余年的跑道滑行准备之后，于最近五年，以迅猛的姿态腾飞而起。从儒学起源到早期儒学，从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清代朴学，从孔子、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从先秦思孟学派、稷下学派，到宋代新学、关学、朔学、蜀学，以至明清实学，从“人性善恶”、“义利之辨”到“亲亲相隐”、“理气关系”，从仁、智、勇到忠、孝、节、义，儒学史上的各个知识点、尤其是各个关节点，都正在被深耕细作，许多固有认识也被不断刷新。

　　从学术史的视角看，在儒学的全面繁盛中，大陆儒学研究呈现出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和趋向。

　　首先，以往儒学研究仅被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即“中国哲学”而存在，如今这一格局已被彻底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的各门学科，都在不约而同地从各自的角度向儒学聚焦。政治学方面，有前文提到的贝淡宁为代表的“贤能政治”；社会学方面，有安乐哲等人所倡导的“儒家角色伦理”；经济学方面，“道义经济”受到重视，盛洪以《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一书为如何有效回应中国以及世界经济问题，提示了方向与路径；法学方面，“人伦司法”的重要性正日益突出；管理学方面，“忠信管理”的优势正在被重新认识；历史学方面，传统史学向与儒学如水乳交融，而张富祥的“儒家史论文献萃编”，即是对分散于历代典籍当中的儒家历史理论的汇辑和整理；文学方面，儒学曾对文论、诗论、词论等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而经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儒家传统对现当代文学的深刻影响等论题，正在成为研究热点。总之，在不同学科交汇聚合的视线中，儒学的未来已不仅仅是儒教、儒俗，而是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一种“九科治儒”的新局面，业已形成。

　　其次，儒学的体系化建构业已取得重大突破。在人文社会科学纷纷朝儒学转向之际，原本就从事儒学研究的哲学领域的学者，早已不满足于“照着讲”的儒学史研究，开始了“接着讲”的哲学建构。陈来《仁学本体论》以“仁体”统摄儒家传统的各种形上学观念,将仁发展为一本体的观念或发展为一仁的本体论；张立文“和合学”以“和合”作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核心概念，有力地回应了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及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蒙培元“情感儒学”上承冯友兰“新理学”，赋予情感以存在论的地位，形成可与熊十力、牟宗三一系“心性派”对举的“情理派”；此外，牟钟鉴的“新仁学构想”持续受到关注；庞朴对中国智慧“一分为三”的方法论概括，也为姜广辉、王守常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发。

　　目前，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仍是儒学基础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方式已由大型丛书的编撰影印，进入精细化的“深加工”时代。在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所主持的“儒藏”工程之外，另一项引人注目的重大工程――“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已经启动。与以往儒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在先秦儒家及经学、理学不同，“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所存儒学内容都予以关注，以对儒家文献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度挖掘与整理为主要特点。其中，杜泽逊主持的“十三经注疏汇校”，在全面校勘海内外所存珍贵版本的基础上，力求显现《十三经注疏》于唐、宋、元、明、清历次刊刻过程中的演变轨迹，为判断文字错讹提供依据，并最终为学界提供一个如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一样可靠的《十三经注疏》定本；而颜炳罡的“百年儒学精华系列”，则是对近现代儒学研究成果所进行的首次全面、系统的总结。

　　与现实生活相关度较高的儒学研究课题在稳步向前推进。其中，礼制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中华民族自古便有“礼仪之邦”之称，其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礼制、礼俗仪式，已经内化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在儒家思想主导下，传统中国以丰富的礼制与礼俗实践来养生送死，安顿生命，仪式与礼节成为生活意义的开显途径乃至赋予者。随着近代以降中国西化与现代化进程的加剧，儒家礼制因其对于尊卑贵贱的区分，被当作封建专制的一部分而受到批判和抛弃，中国人渐渐放失其与生命每个关节点息息相关的丰富礼仪，从而给生活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缺失。彭林“《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研究”，试图通过对《仪礼》的复原，重建当代日常礼仪，以解决这一困境；汤勤福的“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也以发掘中国礼制的现代意义为旨归。此外，浙江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相继成立礼学研究中心，分别从文献整理、古礼复原、中西比较、跨学科研究等进路组织学术活动，推动礼学研究全面复活；北京大学的礼学研究强调“丧服为中国礼学的根本”，力求在梳理、澄清中西文化相关差异的基础上，站在中国传统丧服制角度抽绎并回应普遍性思想问题。虽然目前礼制的“恢复”性研究尚未进入“制礼作乐”的实践阶段，但作为守先待后的古礼钩沉和具有学理深度的当代解释，委实是在为儒家传统所主导的中国古礼再返现代生活重新奠基。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科研机构与地方政府联手，正在成为儒学研究深入发展的新动能，并形成文化研究的新模式。以政府之力推动学术研究，能够综合调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资源，推动文化领域的大工程大项目上马，使一些单凭个人及学术群体无力承担的重大学术问题集中得到解决，从而在短时间内就能有效推动文化的繁荣。这一模式最早由山东大学和墨子故里滕州市首创，其后逐渐为全国各地所复制，且已成燎原之势。如贵阳市委市政府推动的“贵阳孔学堂”，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联手打造的上海儒学院，以及河南省的“嵩山论坛”、浙江余姚的“阳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建武夷山市的“朱子学院”，等等，皆属此类。在这方面，曾领风气之先的山东省，更是走在前列。早在2010年，山东省政府就与山东大学携手共建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为了践行习近平视察孔子研究院关于“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讲话精神，由省委宣传部牵头，在政府主导的与高校科研单位的积极合作下，进一步推出了“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支持包括“儒学重大基础研究工程”、“齐鲁传统人文思想和社会科学研究”等重大专题项目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由政府牵头，举政府之力来弘扬传统文化，推动传统文化研究，这是中国独有的体制优势，必须发扬光大。这一做法与现代学术研究越来越依赖于群体协同也颇为合辙。政府主导在经济领域所实现的奇迹，有望在文化领域得以重现，其中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四、存在的问题与前景展望

　　在近五年来儒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儒学研究领域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是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相脱节的问题。尽管这个问题在中共十八大之后明显有了改善，但是毋庸讳言，作为儒学研究主力军的中国哲学界在偏重哲学史进路、照着并接着宋明儒学讲的同时，明显轻忽了汉唐经学经世致用的现实关怀。十八大以来，随着儒学日益被接纳为治国理政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当下的儒学研究亦开始往更具现实感的方向调整，但与巨大的现实需求相比仍有较大的距离。

　　其次，与儒家文献整理取得了系统性进展相比，儒学理论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在和自由主义的交锋中儒学虽然初步找到了自己在现代学术谱系中的位置，但自由主义毕竟有着三百年的现代学术积累，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在学理根基与制度建构的很多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例如，当代自由主义虽然拒绝（也不可能）采取社群主义的基本预设，但由于持后一立场的理论（包括贤能政治、角色伦理学等）长期与之切磋，已然能够在自己的理论言说与制度构建中为社群预留空间。相形之下，儒学研究中的相关思考则相对简单地摇摆于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之间，或者向自由主义投怀送抱，或者单方面强调权威。在社群、传统、权威优先的基础上，如何有效安放个体自由，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现代化所必需的解决的基本问题。只有从理论和制度两方面处理好这一问题，儒学才会拥有更强大的现代学术形态，而只有这样的儒学学术才足以托举起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此外，作为对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相关讲话及两办《意见》和通知的积极践行，各级政府、高校、社科院进一步整合、强化了固有的儒学或传统文化研究机构，乃至重新设立了一批档次不低的儒学研究机构。但也应该看到，目前的中国大陆儒学界尚未涌现出堪与当年的哈佛燕京学社相比拟的高端学术研究与交流平台，此与世界儒学研究中心向中国大陆回迁的事实极不相称。探索高端儒学学术机构的运作规律，将一家或几家现有机构打造成世界级儒学重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应该被提上国家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