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的祝瑞开先生是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曾荣获“上海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全国老有所为奉献奖”“上海市老有所为之星”等称号。笔者于日前两次到祝先生府上拜访，就儒学于当代的研究与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访谈。祝先生年过九旬，虽然眼睛看不太清楚，但气色红润，面容慈祥，十分健谈。

一

　　1961年，祝先生参加在山东曲阜召开的关于儒学传统方面的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儒学内蕴着伟大的松柏精神”一文，围绕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节操，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阐发儒学精华。50多年后的今天，祝先生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他感慨道：“今天习总书记如此重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实在使我感到开心，今天的儒学创新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四个讲清楚’的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展开，要探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层的文化基因和中国元素。”

二

　　祝先生说：“现在谈到儒学，人们都讲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这没有错，其实‘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爱的标准是什么，是要按照‘礼’的规范来行事，所谓‘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的私欲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和秩序。‘礼’是制度，也是道德规范，又是社稷国家和老百姓婚丧嫁娶的仪式。今天是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礼’的制度、仪式和规范还是需要的，关键的问题是要根据时代的发展有所损益——在西周春秋时代，父系家长制家庭和对偶婚仍然严重遗存，王侯贵族仍通行上下辈通婚的‘烝’‘报’婚姻，且时有公占儿媳的现象，在士庶中对偶婚遗存亦较为普遍，孔子用‘礼’来反对‘烝’‘报’婚姻，用‘仁’来批判将妇女当作财产的观点和做法，并倡导管仲的‘士无邪行，女无淫事’（《管子·权修》）的思想路线。儒家的‘礼治’思想在秦汉时期反对父系家长制和对偶婚遗存的思想，将其制定为法律，并严厉执行，极大地肃清了原始家庭落后婚姻的影响，对推动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祝先生按照历史事实客观公正地指出：“商鞅的禁止家人中杂乱的性关系的法令，正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而作的强制性规定。”他深情地说：“‘五四’以来，儒家的婚姻家庭思想一直受到批判，而实际上儒家对我国婚姻家庭的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对我国民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祝先生还对历来遭到批判的儒家乃是家长制维护者的罪名进行辩证分析，他说：“儒家提倡父慈子孝，反对父系家长对儿媳滥用权力、侵占儿媳，是对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伦理观的一种限制。历来都认为儒家提倡妇女贞洁观是对妇女的摧残，我则认为原始儒家反对对偶婚，倡导一夫一妻制不仅是对女子而且是对男女双方都应禁止淫逸行为的引导和警示，对女子来说可以从偶婚制中挣脱出来以保持自己的贞洁，是对妇女的身心保护，是婚姻史上的一大进步。”祝先生还澄清了一直以来为国内外学者误解的一个历史问题，他说：“一直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儒家是主张一夫多妻制的，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实际上儒家在庶民中一直是一夫一妻制的倡导者和积极的推行者。当然必须辨明，儒家在婚姻观上是持二元论的，即对贵族、官僚和庶民持不同的标准，这当然是儒家婚姻观落后、腐朽的方面。但儒家强调‘礼义’等社会规范对维护婚姻、家庭的重要性，礼义规范的优良内容植根于积极、健康和合理的群体意识之上，在结成特定的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相互关心、爱护和责任、义务，对维持传统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处在金融大发展时代，由于资本的作用，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关系都淡漠了，老人感到很孤独，就像西方社会那样，西方人曾经尝到过苦头，现在不知道出路在哪里，他们想靠宗教来抚慰自己的心灵。我看我们的问题不如靠民族文化、靠儒家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的作用更可靠。孔子的孝道思想对推动父母、子女应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子女应赡养父母，父母应承担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养育子女成长，建立和谐的父子、母女关系，推动家庭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儒家强调‘敬爱结合’、以‘敬’为主的婚恋观对倡导夫妻‘相敬如宾’，建立温馨和美的夫妻关系，推动婚恋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提倡忠贞不移、白头到老具有永恒的价值。”

三

　　话题自然而然地进入到了儒学的当代命运和价值的主题上。祝先生主张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当代新儒学”，在科学认识儒学的基础上，扬弃其糟粕，借鉴、融合域外文化的积极因素，结合当代社会的实际来创建“新儒学”。

　　祝先生指着一本叫《当代新儒学》的书，颇有些兴奋地说：“在2006年出版这本书时，我的想法是，儒学尽管有其时代的局限，有其糟粕和消极面，但确有特点和独到的优势，在我国长期的历史文化的演化中，逐步积淀成为我中华的民族心理、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和主流，不仅在历史上对我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起过巨大的作用，在当代对我国现代化与人类和平发展也将起到重大的积极作用。儒学不仅要批判继承，更要创新，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当代新儒学’。‘当代新儒学’和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倡导、后来为港台学者进一步发展的‘现代新儒家’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在坚持、肯定儒学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方面，二者有一致的地方。但‘当代新儒学’是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儒学和其他一些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学习西方优秀文化，使之有机结合起来，创建适应当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儒学，二者不仅在指导思想上有重大的不同，对传统儒学内涵的认识和对西方优秀文化的借鉴、吸收上，彼此也有着重要的不同，因而其创新的成果也就不一样，甚至大相径庭。”“儒学的创新是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它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动人类和平与发展，构建和谐世界，必将发挥积极的作用，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祝先生说：“儒学的的确确是中国文化的主体，不管你喜不喜欢、爱不爱它，你只要想推进中华文化的发展，首先就要从儒学研究入手，仁义礼智信这些儒家的核心概念具有永恒的生命活力，关键是看你如何看待它、转化它、根据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利用它。”“‘五四’时期批判儒家的宗法思想有其历史的必然和进步的一面，但把儒家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宗法专制主义是独断论，宗法实际上有它积极的一面，如在祠堂里大家一起祭祀一个祖先，可以巩固亲情、民族情、中华文化情和爱国主义的情感，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自然发挥着作用，我们与世界上各个地方、各个国家的华侨用中国话交流中国文化、交流儒学文化，就使得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弘扬，使得爱国主义得到认同，使得中华民族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孔子和儒家倡导的‘礼义’，其本义是反对维护王权、贵族身份特权的等级制度和专制主义反动统治，倡导人们应该相互尊重、正确对待。这种倡导使得平等的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前，这在人类文化史上是不多见的，是非常卓越先进的思想。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此都作了相反的解说，把孔子和儒家‘敬’和‘礼义’的思想歪曲成为维护家长制和等级制、专制主义的反动统治的思想理论体系，这是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曲解，必须把它拨正过来，还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本来面貌，阐明其本义和精义。在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在演化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创造性地阐说了许多优秀、精深、独到的思想，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和基础，推动了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社会长期、稳定和积极、健康的发展。这些思想理念都是儒学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祝先生说：“长期以来存在着不同观点和争论，有的主张儒家复兴论，有的主张否定中国传统彻底重建，有的主张‘西体中用’等等，我个人主张‘结合创新’，即‘立足本国，择善而从，创为一体，新体新用’。具体来说，本民族的社会存在（包括民族传统文化心理这一客观存在）是考虑问题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对待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上，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盲目崇外，而是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对之进行认真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择善从之’。所谓‘善’就是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助于全民族精神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的富强。所谓‘创’就是结合。首先，最根本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及中国传统的结合，其次是西方优秀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在结合中，既要坚持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点和特色，又要重新创造，不是一概照搬，不是因循守旧，而是充实、更新、丰富、发展、创立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它不再是一成不变的‘旧体’，也不是外来的‘外体’，而是‘旧体’和‘外体’融合的‘新体’——有自己民族特色的新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