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书法史的高峰，魏晋书法所彰显出的风度和气象是后世始终都无法超越的，它温文尔雅、贵和持中、风流蕴藉、潇洒飘逸，为历代书家所瞩目。这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儒学精神。儒学精神的存在使魏晋书法能始终保持中和唯美的发展状态，并与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核和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相契合，最终成为中国书法的典范。

一

　　《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先秦的儒家思想中，艺术与道、德、仁相辅相成。但这之后发生了变化，艺的地位日趋下降，到西汉《礼记·乐记》就变成“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了，书法也由此而被视为“小道”“末技”。所以，当汉末书法发展出现第一次自觉时，士子们抛却儒家典籍而疯狂研习草书的行为，立即遭到谨守礼法的儒士们的严厉批判，东汉辞赋家赵壹的《非草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的。赵壹认为：“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正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赵壹的指斥显然是从儒家“弘道兴世”的角度出发，认为痴迷于草书会使人“背经而趋俗”，因此必须予以遏制。他的批判虽然是对当时书法发展潮流的否定，但却在不经意间将书法导入正轨，即书法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儒家道德礼法的基础之上。汉末名气最大的书法家是蔡邕，他以古朴和典雅的篆书、隶书见长，其主持刻立的熹平石经，刊刻《鲁诗》《尚书》《周易》《春秋》《公羊传》《仪礼》和《论语》等七部儒家经典。石经刻成后，“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可见，蔡邕是因为精通篆隶和刊刻儒家经典而受到世人推崇的，他的书法是建立在儒学精神的光环之下的。与他同时代的草书名家张芝家学渊源，其父张奂为著名儒生，曾师从经学大师朱宠研习《欧阳尚书》，并将《牟氏章句》从四十五万言减为九万言。张奂因为党锢之祸被免官，回归弘农后闭门不出，教授弟子千人，讲诵儒家经典，著《尚书记难》三十余万字。张芝一生未仕，长期跟随父亲左右，自然受到父亲经学思想的影响，《后汉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志》云：“芝少持高操，以名臣子勤学，文为儒宗，武为将表。”可见，张芝也是当时的名儒，其思想必定影响书法。从保存在《淳化阁帖》中的张芝草书《冠军帖》《终年帖》等作品来看，其用笔自然灵动，潇洒飘逸，“如行云流水，拔茅连茹”，甚是精彩。但是，从中也可看出其草书线条张弛有度、收放自如，笔势的活泼与线条的柔美和结体的厚重并存，充分彰显出儒学精神对其书法的影响。张芝由此而成为汉末曹魏时期唯一的草书大家，与其同时代或略晚的几位书法家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和胡昭等都不擅长草书。可见，此时的儒家思想虽已出现式微和裂变，但儒学精神对书法仍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有较大发展的书法字体是楷书和行书，这两种字体符合儒家中和的精神气象，因此受到士子的青睐。

　　赵壹的《非草书》对处于起步状态的草书做了很好的规整，并把书法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使书法的发展有了厚重的思想基础，为魏晋书法高峰时代的到来创造了必要的思想和文化条件。

二

　　魏晋时期是世家大族在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而儒学精神则借助世族这一社会载体发挥作用。自两汉开始形成的经学传统对于如琅琊王氏、东海王氏、龙亢桓氏等家族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魏晋时期的一些新兴家族也大多是汉代儒生之后，如颍川钟氏、河东卫氏、颍川庾氏等。钟皓、卫暠、庾乘等虽然不愿出仕，但无一例外都是当时著名的儒生，并因为精通儒学而对士林产生较大影响。魏晋时期，这些家族的发展和繁荣都是在以儒学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中展开，即使后来天下大乱家族迁移，这些有着优良儒学传统的家族也始终没有抛弃礼法。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士族在战乱中携带儒家典籍迁往江南，使儒学精神不至于被遗弃和毁灭，此如刘知几所言：“自晋咸、洛不守，龟鼎南迁，江左为礼乐之乡，金陵实图书之府，故其俗犹能语存规检，言喜风流，颠沛造次，不忘经籍。”儒学精神的存在也保证了这些家族在发展中即使受到玄学、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仍不改初衷，依然围绕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不断发展。如曹魏正始年间开始出现玄学之风，清谈和风度一时成为士人的话题，但对于国家政治和士族门第来说，儒学的作用从来都没有被忽略，“盖时人所采于道家言者，旨在求处世。而循守儒术，则重在全家保门第”。

　　魏晋时期，世族门第成为儒学和书法传承发展的共同载体，书法的发展处处彰显儒学精神。书法在各家族中没有成为纯粹的艺术，而是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并按照家族儒学精神的引导向前发展。汉魏之际最有名气的书法文化家族是颍川钟氏，这个家族是非常典型的儒学世家。钟繇祖父钟皓是汉末大儒，被清议领袖李膺称为“至德可师”。钟繇继承祖上“世善刑律”的思想，曾出任大理寺卿、廷尉等职，围绕恢复肉刑多次上书朝廷，其刑律思想开始出现儒学化倾向。在书法上，钟繇对当时新出现的楷书进行了规整，他将隶书的草化、扁平、波磔等问题进行了合理化处理，使书法向着方正典雅的方向发展，这非常符合儒家中和的美学思想，即书法艺术也应做到“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钟繇擅长的字体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对于新兴的草书他是不接受的。中国书法史上最负盛名的书法家是王羲之，他创造了中国书法的高峰和典范。琅琊王氏家族赖以立身的根本是自西汉王吉以来的儒学精神，到西晋时，王祥以临终遗命的形式确立了家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这一家训对儒家文化的精髓作了深刻挖掘，成为琅琊王氏的家风。王羲之谨守这一家风，其言行举止不断彰显出儒学精神，如他与谢安共登冶城时竭力批判“虚谈废物、浮文妨要”；其为官主张“政以道胜宽和为本”，提出一系列省刑罚、薄赋税、减轻劳役的主张；任会稽内史时，曾实行禁止酿酒节约粮食的措施；对于朝廷的北伐大计他也能提出合理化建议，表现出强烈的参与意识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正是因为有这种建功立业、济世安民的儒家思想，王羲之的书法才能既表现出强烈的进取精神，同时又能自觉对情感的抒发和表达有所抑制，努力向着“思处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中和气象发展。所以，王羲之书法的主体是行书和楷书，偶尔出现一些行草书，其表现和张扬也都有一定的韧性，不是放手流便、一任纵横。在王羲之身上，书法与儒家文化完美地融为一体，即使受到道家思想影响，也都被他化在骨子里的儒家思想慢慢消解和吸收，其放浪形骸、纵情挥洒的性情受到一定程度的克制。所以，王羲之的书法才能表现出从容不迫的圣人风范，被李世民评价为“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东晋时代的草书比汉末草书在表现力上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出现了王羲之、王献之、庾翼、郗愔等草书家，但是，这不是东晋书法的主流，也不是魏晋书法的高峰，其原因仍是儒学精神的存在和影响。或者可以这样说，草书除了出现之初因为不受儒学精神的限制而曾经恣肆和张扬过，在后世书法史上，草书从来都没有突破儒学精神的束缚而进入无拘无束逍遥自在的境地，它始终坚守在一定的礼法范畴内。这符合草书符号化的书写特质，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非常吻合，因此才能传承和发展两千年而长盛不衰。

　　儒学精神与书法艺术的融合成为魏晋世族文化的典型特征，儒学精神在这种融合中是主流，书法受其影响和引导。正是因为儒学精神的存在，魏晋书法才具有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化品格，并为后世书家尊崇和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讲，魏晋书法对于儒学精神的吸收和借鉴正可成为中国书法在后世发展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