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真实的孔子是两重人格的孔子

    汉代学术中极其重要的一大问题，就是所谓“今文”及“古文”经学的分歧和斗争问题。这个问题过去钱穆论过（《两汉今古学评议》），周予同、金德建也研究过。但均难以讲清。后人多以为只是由于文字字体不同，导致记录经典发生歧义、分歧而发生的学派门户之争。殊不知，这场纷扰两汉数百年的学术及思想斗争，其背后实质乃是对中国历史之影响殊为深远的重大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

    孔子一生生涯，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流亡归鲁之前的孔子，那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孔子，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孔子——也可以说，是试图用思想和学术去改良社会的孔子。

    孔子的学团，与其说是一个学术团体，不如说是一个政治活动的团体，是一个政党——“儒党”（古代即有这样的叫法）。所以孔子的团队在当时的一些小国家被认为在政治上是有威胁性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又被欢迎而引做奥援。晚年控制鲁国的季氏之所以邀请孔子归鲁，其实也是因为鲁国屡遭强国入侵，不得不借助孔子及其弟子的力量以御敌保鲁——这同时也是孔子携众弟子归鲁的原因。

    孔子一生尚武。他本身不仅精于射道和驾车，膂力和足力过于常人，而且精于技击，经常长剑在身。孔门弟子中包含三教九流，不仅有武士（子路），有侠盗（颜涿聚），也有辩士（子羽）和商人（子贡），还出了战将（如冉有）。

    孔子本身也是知兵的，不仅亲临战场实际指挥过作战（武子台平叛之战），而且能够克敌制胜。其身后隔代的弟子中还出了吴起这样的千古名将（子夏的弟子）。其实，得孔子之传的《左传》一书（作者左氏或曰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或曰为子夏或吴起），此书多处论及兵道。不仅是一部历史和政治之书，也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有一种说法认为孙武、墨子也都出自孔门——而《孙子兵法》中确有儒家思想影响。

    孔子流亡卫国时，卫君（灵公）及执政的孔文子曾屡次向孔子问阵问兵，但孔子拒绝而不言。原因是卫国内政乱得一塌糊涂，实在无意去蹚浑水，所以孔子遂被疏远。

    但是，孔子不仅在鲁国亲自发动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削三桓、墮三都），早年在齐国还曾参与田氏的改革活动，并因此得罪齐国权门贵族如晏婴等而被驱逐出境。

    孔子在流亡周游列国时，与当时的庶族改革家如楚国的白公、晋国的赵简子都有交往。作为一个出身本末实际来历不明、谱系有攀附贵裔之嫌的“庶子”（即竖子，是先秦、秦汉的骂人话，相当于今语之“野种”），他对周代的宗法和嫡庶制度是不满意的，是希望变革的。孔子绝不是一个守旧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一个主张革新的政治改革者。

    晚清今文学派大师康有为曾著《孔子改制考》一书，论孔子为变法改革的大政治家，其实是极有见地的！

    但是孔子的政治改革事业并未成功。所以经历14年的流亡归鲁后，晚年孔子吸取了当年因触怒于三桓贵族而遭放逐的教训。

    归鲁后的孔子圆滑了，他很少再干预和过问政治，而潜心于学术，研究礼学和古今制度之沿革，整理和传述古代经典。晚年的孔子才是一个退隐书斋作为学者的孔子。

    故早年、中年的孔子，是主张尚贤、选举、“革命”（这个词的发明者正是儒家）之道的改革家孔子。而晚年归鲁后的孔子，才是体行“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醇儒孔子。必须了解历史上真正的孔子是具有以上双重人格的孔子，才可以理解后来发生的儒学两大派别的激烈分化、纠葛和斗争。

    2.儒分为八，大流归三

    孔子死后，据《韩非子》云，“儒分为八”——“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以上儒门八派中，后来多数之学说湮灭不传，唯有三派影响后世较为深远。

    一派是子思及孟氏（孟子）之学，此二人实际同出于曾叄门下，故后人称之为“曾、思、孟”学派。此派主要继承的是孔子晚期的礼学、经典学、辞章学以及修身齐家之学，属于儒门的人格主义一派。此派与汉代的古文学派有较多关系。但其大兴而被尊为儒学主流，则在南宋、及明、清时代。今人所知的儒学，其实主要是此派。

    八派中的颜氏之儒，即颜渊一派，此派似亦失传。但庄子之学与颜渊之学貌似有关。不仅颜（严）、庄两姓文字可互通，而且颜渊的避世、苦行、犬儒主义，与庄子思想也多所相通。故有人认为《庄子》一书实即为颜学后人吸纳老子思想，兼容儒道而成。此可备一说。

    但是，儒门八派中对战国以至秦汉影响至大的，实际则是“孙氏”之学。孙氏者，即孙卿——亦即荀卿、荀子也。（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名况，字卿。因避西汉宣帝刘询音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通，故又称孙卿。）

    荀子乃赵人。其学之源据西汉人所述谱系，是源出自子夏一门。

    子夏（前507-？）姓卜，名商，字子夏，其先世当为卜人。其出身微贱，家业贫寒，是晚年孔子在卫国所收的弟子。汉代有“子夏传经”的说法，实际汉代所传的多部儒学经典如《易经》、《诗经》、《春秋经》及《尚书》学，多是传承来自于子夏的。

    孔子政治思想的来源，于上古为伊尹、仲虺（古老子）、周公，于当世（春秋）则为管仲与子产。孔子礼学思想之源在子产（见《左传》子产论礼，子产曾为孔子师）。而法治思想则承自管仲。

    孔子学术中本来就兼含儒家之礼学与法家之政治学。故孔子治鲁，其任中都宰时，是立制度用礼学。而任大司寇时斩少正卯，任代国相时谋削三桓、堕三都，则是用法治国。孔子的政治思想的传述多在《尚书》诸篇中，实际也是战国及秦汉法家思想之源。例如西汉文景时代著名的两大政治家贾谊及晁错，其政治思想都是学自于济南人伏胜的“尚书之学”。

    子夏之学援儒入法。其弟子，以魏文侯魏斯、李悝、商鞅、吴起、以及隔代的荀子、韩非、李斯最为知名。这几位都是战国最著名的法家政治家，他们都是出自子夏或子夏弟子的门下。这一派援儒入法、“外儒内法”之学，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术，也是战国时代直接与政治接轨的显学。

    然而文革时代，江青一派批儒扬法，在当时的历史学家中，竟无一人指出战国法家实际其源流皆出自孔子。以至包括冯友兰这样的大家，也都跟着乱批一气，实在是不读书或者读书误，够荒唐也。台湾钱穆三十年代写的《先秦诸子年表》中，对儒法相交的这一谱系已有所注意，但可惜其考索亦未深入。

    3.子夏一派学术在西汉发展为今文儒学

    秦汉之际子夏、荀学一脉的传人为公羊氏父子，故称“公羊学”。公羊父子则是后来伏胜、鲁申公、晁错、王臧、赵琯、田蚡、董仲舒、公孙弘的师祖。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礼学、修身及人格主义学说若以地域言之，则为鲁派儒学。汉武帝所尊礼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此派学术，则来自

    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魏赵（三晋故地）儒学（子夏晚年曾讲学于卫之西河），以及伏胜、、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的齐派儒学。齐派儒学传于稷下，盖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之祭酒（主席）。故齐学实也来自魏赵即子夏门下。因伏胜、申公所传儒学著作，都是根据记忆和口述，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今文儒学”。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所尊崇的儒学，并不是曾子、子思、孟子一派的礼学、修身及人格主义学说。此派若以地域言之，则为鲁派儒学。汉武帝所尊礼的是为政治服务的国家主义儒学，外儒内法的儒学。此派学术，则来自子夏、荀子、公羊高一派的魏赵（三晋故地）儒学（子夏晚年曾讲学于卫之西河）。以及伏胜、贾谊、晁错、董仲舒一派的齐派儒学。齐派儒学传于稷下，盖荀子曾为稷下学宫之祭酒（主席）。故齐学实也来自魏赵即子夏门下。因伏胜、申公所传儒学著作，都是根据记忆和口述，而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文字所记录书写，因此称“今文儒学”。

    反对汉武帝政策的刘姓贵族亲王们（如鲁恭王刘余、河间献王刘德等），乃在其封国的领地上积极扶持一种标榜弘扬周礼和周公之道，其实是主张复古思想的“古文儒学”。所谓“古文”学派就在此时兴起。

    古文学派宣称，他们找到了秦始皇时代焚书坑儒时被学者暗藏在墙壁里的古经书。这些经文都用上古蝌蚪文（甲骨文、金文、篆文等）所书写。一般人读不懂，只有他们的专家才能读懂和解释。他们说，这些古经不仅比朝廷所奉行的今文经典更准确，而且其中涵有诸多的微言大义和致太平的道理，是周公和孔子的真正学说。因此，应当以这些古文经典作为治理天下的大法，而废弃那些旁门左道的今文经书。

    4.今文经学主变革古文经学主复古

    如果简括言之，除了书写文字的不同，今文经义与古文经义的区别，最主要的一点是：古文派鼓吹周公以及古周礼的严格宗法制度和分封（封建）制度。也就是说，古文派主张效法古制，以古非今——回到周公去！

    因此正是古文经学一派把孔子涂抹成一个保守尊周、主张恢复周礼的守旧式人物。例如孔子的《论语》是本来孔子教诲弟子的语录，西汉初叶有多种传本——今文学派有子夏的传本，古文学派则有曾参等的传本。但后来传下来的却只有一个以古文派思想为主体的传本，这就是今传的《论语》。我们在书中通过孔子的那些只言片语所看到的基本是一个守旧顽固、注重道德伦理学的孔子，这也正是古文学派所需要的孔子。

    当时的刘氏贵族多数反对汉武帝大破大立的变古改革政策，反对汉武帝实施的削弱贵族诸侯的“削藩”、尊王攘夷、打击匈奴、开疆拓土的大一统政策。

    董仲舒、公孙宏等以儒家的今文学术为汉武帝的这些政策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辩护。由此而发生了今文一派与古文一派极为激烈的论争。大体而言之，古文经学有贵族主义的倾向，是一脉保守主义的学说。而今文经学则主张应世变法，是主张与时俱进的实用主义学说。

    古文学派实际也贬低孔子、子夏以及荀子。他们用《周礼》中的“亲亲”思想与“别嫡庶”的制度，来反对汉武帝实施的选贤能、立考试、破格用人的新制度。汉武帝是让庶民参加考试选拔文官制度的开创者，他将卫青由一个骑奴提拔为大司马（国防部长）、大将军。而名将李广，世代将门，是贵族武士家族出身。却因斩首破敌数字不够，始终未得封侯。刘彻不拘一格选用大批有才能的庶民担任文官，贬抑宗亲贵族世袭的旧制度。这也是今文学、古文学在当时的最大政治分歧之一。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所尊的并不是愈古愈好的古儒之道，而是现实需要的子夏、荀子一派鼓吹大一统、尊王攘夷的“儒表法里”之道。今文儒学为削弱诸侯、加强帝权，攻击匈奴提供理论根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新派儒学。

    当时对武帝这些政策不满意的一些诸侯王，如河间王刘德等，不管真真假假收集了一大批古书，进献朝廷，要求汉武帝效法。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主张实行分封制的《周礼》。

    刘德的意思无非是：你刘彻不是依托于孔子经义而变法吗？好，我就献给你比孔子更有圣人资格的周公的古书。《周礼》这书里讲封建、讲宗法，看你尊不尊啊？

    刘德是刘彻的异母兄弟，也是曾经与刘彻竞争帝位失败自杀的废弃太子刘荣的亲弟弟（皆为景帝“栗”妃即“丽”妃之子）。刘彻很难再杀他，否则会有灭亲之恶名，会得罪一大批宗室王爷们。刘彻一时奈何他不得，但这种做法也把刘彻气得不行。于是他训导刘德说：“很好啊，原来你是要学周公、文王之道！好，你好好努力！当年周文王靠百里国土而取得了天下，你今日的封地可不只百里，你努力吧！”这话里已经暗含了对刘德的严厉警告——你是不是有篡位的野心啊？！这话把刘德吓了一跳，献书回国后不久就病死了。他死后，汉武帝特别赐他一个谥号——河间“献（书）”王，其实是在讽刺他。

    因此在汉武帝时代，对古文学派，中央不予承认，也不感兴趣。对古文经典，一概束之高阁，封存不看，也不让当时的学者们研读。终武帝一代，古文学派一直备受压制，仅仅是一种“私学”，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

    5.王莽复古使得古文学派抬头

    到西汉末的新莽时代，因为王莽要改变汉制，试图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取代汉统而别立新统。于是也出身于刘姓贵族的刘歆，就借机从汉宫的档案库中把古文《周礼》等古文经书找了出来，大加鼓吹。于是古文经学从此得以复活翻身了。

    后来的东汉时代，刘秀确立了贵族门阀世袭制度。意识形态上主张尊亲世袭制度的古文学派逐渐流行，遂与今文学派并列成为主流学术。古文经书也成为选荐官僚的准则，而今文经学反而逐渐式微，成为少数人的秘传家学了。

    但是，东汉时代今古两派之争仍然一时间平静、一时间又非常激烈。东汉晚期党锢之争激烈，矛盾逐渐由儒家内部转移到儒家官僚与宦官集团的矛盾上。于是到东汉末，马融、郑玄试图调和今、古经义。在三国时代的人物中，刘备属于马、郑弟子，是古文派。但出身宦庶的曹操，政治思想则是外儒内法，属于主张变革古法的今文一派。

    自汉武帝独尊儒学以来，政治权力的纷争，今文、古文经学的兴亡递嬗，事实上都是反映了儒家豪族与非儒家寒门争夺政治资源的兴、替问题。

    6.曹操用人惟才不在乎忠孝

    儒家官僚作为高门豪族的出现和成为统治阶层，并非一朝一夕事，其 制度是始于东汉品评清议的风气，而定型于曹丕以后魏晋时代的九品中正制。

    东汉儒家豪族兴起，遵行周代的宗法和礼教，鼓吹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其基础为古文儒学。古文儒家的道德标准，即所谓礼义廉耻等四纲八维。认为名教之大者，莫过于父子君臣，孝于亲才能忠于君。当这一原则被用于人材的甄选上，便发展出察举征辟制度。士子能否入仕全靠豪族大佬依名教标准来举荐，东汉末这种荐举则变为亲亲相荐的豪族间的游戏，而把寒门出身者基本排斥在外。

    这种选任方式发展到极端，便有魏晋两代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高门”。出身高门者与寒门者的阻隔对立愈演愈烈，势成水火了。

    曹操出身宦官和商人的家族，年轻时颇受出身高门者之挤压。因此得志后，就着力打击削弱高门豪族。曹操杀出身儒门望族的杨修、孔融，斥逐弥衡，都与此有关。他甚至公开下求贤令，宣称我用人惟才是举，哪怕不忠不孝以至偷金盗嫂之人，只要真有本事，尽管过来！公然挑战和彻底打破了察举征辟制度的儒教标准。

    但是儒门贵族的势力在汉末魏晋仍很强大，强大如曹操也无力铲除之。曹操三分天下有其大半仍然不敢称帝，就是怕给天下反对他的力量以集结的口实，担虚名而招实祸。所以当孙权上表拥戴曹操称帝，曹操笑着说：这小子想把我放到火上烤啊！若天命在我，我也只能当不称帝的周文王。

    曹操死后，曹丕继位后篡汉当皇帝，就不得不寻求儒门豪族的支持，于是搞出了保证儒门贵族世袭制度的“九品中正制度”。出身豪族的司马懿是中原儒门豪族的领袖，他乘曹氏子孙孱弱，夺去曹氏手上的皇权。在两晋时代，儒家高门豪族的世袭门阀制度乃达到全盛之局面。

    司马懿的篡魏得到高门豪族的支持，更加寒门备受压抑。其大反动，就是八王之乱后数百年的天下大乱、民族大乱、分裂与大崩溃。

    7.玄学与佛道的兴起

    司马懿父子当权后，完全推翻了曹操那一套学术和政策。于是标榜儒门正统的王肃所代表的古文学派扬眉吐气了。为了打击今文学派，王肃甚至伪造儒学经典，编撰了一个基本全是伪托的孔门家谱——《孔子家语》。

    两晋时代要当官必须熟悉尊习古文经义。于是，在政治上同情曹氏政权而不满司马氏政权的文人们，特别是那些出身寒门的学者们，就都不愿再谈儒学，宁可不出来做官。于是隐士之风大行，许多名士都放浪形骸，玩山水，当隐逸，谈玄学去了。

    自东汉末年以下中国发生百年大乱，不仅国家分裂，而且兵连祸结，瘟疫流行，死亡人数众多，人口锐减过半。当时的“建安七子”中王勃有诗句云：“出门何所见？白骨蔽平原”，可见悲惨之一斑。

    至西晋司马氏亡政后，东晋政权偏安江左，江淮以北成为胡狄鲜卑匈奴的牧马荒原。而晋室代代无能，屡次北伐均无功失败，国运衰微到令人绝望的地步。许多文化人精神上找不到出路，在心灵上或行为上希冀得到自由和解脱，于是清谈之学大兴。许多人皈依老庄、道教和佛门。佛、道以及玄学大行于世，儒学则衰乎其微了！

    清谈又叫玄谈。清谈主旨在“三玄”，就是《老子》、《庄子》和《周易》。易学本来属于儒门经典，但晋人王弼以道家观念来解释易学，把它也变成玄学了。

    这种谈玄的风气始于曹魏正始年间，以名士何晏、王弼为首，人称“正始玄风”。这也是士人对当时已经居于正统主流的古文派儒家经学的一个逆动。这些不愿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们厌倦了僵化死板的道德和礼教的束缚，改而推崇老庄放任乎自然的思想。甚至故意搞出一些怪诞、放荡的行为显示自己对现实的不满。

    玄谈者标榜自己为清流（即不爱钱财也不爱做官），鼓吹放任自我，放纵主观感受、自由心灵和性灵；这实际上是哲学的“存在主义”（因此玄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鼻祖），也是一种非理性主义。此道魏晋时代大为盛行，竟成为当时最时尚的显学（可参阅《世说新语》）。

    古文派儒学一本正经的伪君子礼教以及人格主义，在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的现实面前，在一代一代君王篡位、弑君乱伦而逆取天下的黑暗政治背景下，早已经被现实的铁锤击得粉碎！在这样的时代，一切人文礼教伦理道德还有任何真实意义么？所谓修身、齐家、治平天下的大道，又与我何干？救国济民，再也不是当时士大夫们所关心的事了。

    清谈玄谈风气的形成，另一个后果是令魏晋公卿以及儒门贵族一代一代地近亲交配和繁殖。于是不仅在生理、心理上都发生畸形变异，发生弱势化、弱智化——例如晋惠帝的著名问答：天下人无饭吃？那么为什么不食用肉糜呢？就正是弱智化的典型！

    两晋在军事制度上极其腐朽衰败，武将不能战，士兵也不能战。世袭高门出身的贵族将领没有本事带兵打仗，只知吃药、酗酒、空谈玄理，不务实事，生活败坏颓废。结果一代代兵权旁落。于是给了一批有本事的寒门裨将以机会。在军队中，出身寒门的军人逐渐掌控了军队力量。这就为后来的宋齐梁陈四代不断发生武人夺取政权准备了条件。所以魏晋时代的清谈，并不仅是讨论辨证、谈玄说理的客厅沙龙，而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政治立场、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

    8.唐宋以后复兴的儒学是打着孔子牌号的新礼教

    唐太宗贞观时代，规定儒学成为国教，命孔颖达校正和重修儒学经典，以古文经学为主，统一经义解释。在天下恢复统一的背景下，重新倡导尊儒。

    北宋一代有文章有词章而无学术。南宋周（敦颐）、程（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家结合佛教的内省和禅悟理念，发挥曾叄的礼教主义、思孟的人格主义，把先秦的宗族主义礼教改造成家族主义的“理学”——建立起新礼教。这种礼教强化鼓吹君权、父权、夫权的绝对性，在两性伦理上，则近乎变态地强调先秦礼教并不甚重视的贞操守节，以至鼓吹“饿死事小，失节是大。”这种伦理化的程朱礼教思想，被标榜为“圣人之道”实则成为“杀人之道”，已经远离原初以人为本、以“仁善”和“仁爱”为核心观念的孔子之道了。

    程朱一派的新礼教理学在明初被朱元璋大力弘扬。结果明代是一个书呆子和伪君子辈出的时代。曾、思一派礼教成为圣训国教，并将汉代不甚被重视的“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尊为儒门首要经典，用作八股取士的准则，甚至位居“儒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先。今人所知道的儒教以及所认知的孔子，其实只是被宋明礼教改造过的伪儒、伪孔。不是孔子的本来面目。

    因此明末李贽、徐渭一派起而挑战，他们非礼圣人、蔑视礼法，大搞“无厘头”，一股反对理学解构礼教的狂儒思潮随之兴起（《西游记》、《金瓶梅》、《肉蒲团》、《笑林广记》之类都是无厘头的书），成为对新理学正统和主流的一种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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