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儒家的经典著作之一,在"四书"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庸》以道德本体为基础,以道德主体为核心,阐述了作为一出生即秉承天命之性的人如何在宇宙、自然与社会的法则中遵循"中庸之道"的理论体系。它从本体论、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宇宙论等角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打开了哲学的向度,从而把儒家思想提升到一个新高度。本文拟从《中庸》概述与儒家修身的角度对其作一浅读,初步阐述中庸之道所包涵的人文精神与实学方法。以此,仅作为笔者进一步学习《中庸》的"基石"。
一、《中庸》概说
儒学史上,在有"四书"之前,《中庸》原为西汉戴圣所编《礼记》四十九篇中的一篇。唐代孔颖达奉敕修《礼记正义》,序定《中庸》,编为两卷。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开始推崇《大学》与《中庸》。北宋程颢、程颐倡导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为一体,并将《中庸》分为三十六章。南宋朱熹继承、发挥二程的观点,把它们四者放在一起,加以注解,花了四十年功夫著成《四书章句集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四书章句集注》刊刻于福建漳州,此书的撰著刊行是儒学新形态--理学形成的重要标志。《中庸》被正式列入"四书"之中,在儒学史上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学界一般认为,子思作《中庸》。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子思,年六十二,尝困于宋,作《中庸》。"东汉郑玄也认为子思作《中庸》,《礼记正义》引"郑目录"载:"《中庸》者……,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孔丛子》记载:"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撰《中庸》四十九篇。"《隋书·音乐志》引沈约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子思受教于孔子的高足曾参,孔子的思想由曾参传给子思,子思的门人再传孟子,荀子把子思、孟子并称为"思孟学派"。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上承孔子中庸之学,下开孟子心性之论;在孔孟"道统"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
《中庸》是《四书》中意义最深奥的。北宋理学家程颐把《中庸》奉为"孔门传授心法"。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用程颐的观点,说:"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其味无穷,皆实学也。善读者玩索而有得焉,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清代王夫之认为《中庸》是"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他说:"《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学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允矣。"(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王夫之儒学复兴思想与教育论著选读》)另外,从朱熹规定的读"四书"的顺序也可以看出《中庸》在"四书"中的地位。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朱子语类》卷一四)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四书"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其中,《大学》讲成德之教,《论语》讲己立立人,《孟子》讲士的自觉,而《中庸》则讲终极关怀。杜维明先生从四个方面来理解儒家的人文精神,即个人与良心的整合,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人心与天地之道的相辅相成。无疑,《中庸》理论具有其中最高的精神境界。
关于"中庸"的基本涵义,《说文解字》云:"中,从口、从|,上下通","庸,用也,从庚从用;言用之更新而不穷。"中,即上下通达。庸,日用,更新;惟其日用更新,故用中,必为"时中",随时而中。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引程颐之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并阐发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中、庸结合起来,上升到思想理论,《中庸》中高屋建瓴地提出"命--性--道--教"的命题,其中各因素相互沟通,形成了中国哲学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并凸显了"中庸"作为一种道德、一种方法、一门哲学的本体论高度。说它是一种道德,孔子早就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说它是一种方法,一门哲学,追其来源,可上寻到上古时期尧舜禹三位明君的思想。《论语·尧曰》记载尧传位舜时,说:"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尚书·大禹谟》有"十六字心传":"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以,《中庸》理论,"极高明而道中庸。"
二、《中庸》中的修身要点
《中庸》一书,朱熹划分为三十三章。其结构,根据程颐所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末复合为一理,我们可以将它分为三大部分,即首章点明全书的主旨,末章是全书的总结,中间论述中庸之道的具体思想内容。另外,朱熹在《书<中庸>后》中说:"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圣所传之意以立言,盖一篇之体要。而其下十章则引先圣所尝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复以先圣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以下至于卒章,则又皆子思言之,反复推说,互相发明,以尽所传之意者也。"这样,我们又可以根据朱熹所言,将《中庸》的中间部分,即第二章至第三十二章,再分为三部分;其中的第二章至第十一章为明道篇,第十二章至第二十章为行道篇,第二十一章至第三十二章为诚道篇。《中庸》中间部分的结构划分法被学术界称为"中庸三支",这种分析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脉络结构,更好地理解"中散为万事"的结构层次。
《中庸》是明道之学,写作目的决定了其性质。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中庸》阐述了中国人信奉的天命率性之道、持中守正之道、素位守常之道、成己成物之道、明诚止善之道等。以下,着眼于儒家君子修身观,笔者就《中庸》中几个主要问题作一粗浅解读。
首先,关于《中庸》中"命、性、道、教"的含义及其关系。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一体的,"天命者,天所赋之正理也。"(朱熹《论语集注·季氏》)天,不仅化育万物,而且把其正理赋予了万物,所以每一个个体生命在出生时就被赋予了天理,天理体现在每个人身上就是"性"。"率性之谓道","率性"的意思并不是任由本性为所欲为,而是说,人们依照着天所赋予的正理行事就叫做"道"。虽然上天赋予人们的"性"是相同的,但是每个人所接受上天赋予"性"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会造成"过与不及"的现象,这样就需要"修",通过"修道",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其完善。人之性,是上天所赋予的;道,是按照人的本性去做。教,教化,使道得以修明。性、道、教三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道",因为"道"是"性"的具体表现,而"教"是用来"修道"的,"教"是为"道"服务的。因而,《中庸》强调"道"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
其次,《中庸》论修道,也强调在"慎独"上下功夫。《中庸》中最有力量的箴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种情况,当生活中出现一些与"道"相背离的细微萌芽,起初在隐蔽不为人所见的时候,有道德有修养的君子在这时候就会非常谨慎,常常能扪心自问,自觉阻遏这种萌芽的发展,以免使自己越来越偏离正道。比如,大家所知的"杨震四知"的故事,就是历史上君子"慎独"的典范。故事讲的是,东汉华阴人杨震,通晓经文,风雅清正,志存高远,人称"关西孔子"。他任荆州刺史时曾推荐当时的"贤人"王密做昌邑县县令。一次,杨震因公事路过昌邑县,晚上下榻于馆驿。王密听说杨震路过此地,趁夜深人静时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王密急切地说:"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生气,于是正声说:"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杨震四知"一时传为美谈,成为历史佳话。
第三,关于《中庸》中的"三达德",《中庸》载:"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三达德，即通行天下的美德。儒家把“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并提，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阐发。儒家所说的“知耻近乎勇”的“勇”，是勇于改过的勇气与行动。这里把羞耻和勇敢等同起来，意思是要提醒人们知道羞耻并勇于改过是一种值得推崇的君子品质。历史上有著名的知耻而后勇的典型故事，比如:战国时期廉颇欲羞辱蔺相如，争权夺名，被蔺相如的深明大义所感动，而“负荆请罪”。南宋岳飞牢记“靖康耻，犹未雪”，精忠报国，屡立汗功，名扬千古。清代蒲松龄考科举一直考到七十多岁，其间尽管受尽嘲笑，但是始终矢志不渝，励精图治，终著《聊斋》，流芳百世。
第四，《中庸》中“诚者”“诚之者”的含义与区别。《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天道、天理的本来状态，其特点在于顺自然而不欺心，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可见，天道的特点就在一个“诚”;圣人之道“源于性命之正”，与天理是一致的，不必思考和努力自然就能达到中道。诚之，人之道，即在圣人之外的凡俗之人，虽有天赋善性，但“生于行气之私”，表现为“气质禀赋不能齐”，所作所为不能真实无妄，不能与天赋本然之性相统一，如朱熹说，这就是“人事之当然也。”诚之，既然不能做到像圣人那样不必努力就能达到中道，那么作为凡俗之人，就一定要追求并坚守至善之德，然后使自己达到真实不乱的诚境。可见，人为地达到诚，需要一个学习实践的过程。怎样达到“诚”呢?《中庸》中说:“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即，首先择善，然后固执。
总之，《中庸》理论体系是由天道与人道的一体性，达到“中和”之道;由“中和”之道，达到人的自我完成的内在根据的“诚”;由“诚”的价值取向合外内之道，从而复归于“中和”之道的“天地参”。《中庸》作为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包含了儒家先哲的洞见。它通过对道德本体论、道德主体论、伦理政治论、德性宇宙论的阐述，凸显了天道、人道、社会、宇宙，亦即通达形上形下的一概以道德为本的思想，从而为人类指出了一条恒常普遍而又平实切近的大中至正之道。遵循这条道，主体便可能不断提升自我，人类也便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世界。
三、《中庸》的实学实用
《中庸》不仅提出了“中庸”作为最高道德的标准，而且还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一系列处理问题的哲学思考与中和方法，涉及到儒家学说的各个方面，所以，《中庸》被推崇为“实学”，被视为可供人们终身实用的经典。
中庸是上下通达的一门哲学。上下是立体的，哲学是智慧的，其内涵从不同的领域来看，则有不同的应用。首先，从宇宙空间角度看，天人之际的沟通，或者说天地人之间的相互贯通，就内涵在这个立体结构中，构成了人在这个总体境域中的背景，天人合一之道便从此中来定位与生发。其次，从涓涓的历史长河里看，以前的世代与以后的世代，如同河流的上游与下游，二者之间的贯通构成了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而代代相传。正是在不息的长河中，当下的人追述已逝的先祖、往圣，对其思想发扬光大，正如张载“四句教”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正是不同时代的有识之士与往圣思想光芒交汇的精神实质，而我们之后的未来世代也是在这种沟通中被纳入亘古的历史长河。第三，从社会人际关系看，社会的中上层与下层的交流也构成了事物沟通的一个侧面。每个时代，都有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创新与创造的形式与内容，其发展进步的繁荣、抑或衰退式微的景象便于每个时代的横断面上碰撞着交锋的火花，而在社会交往中“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不会缺少把握“度”的哲学。
在中庸之道的实用方面，我们需要注意摒弃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掌握中庸之道，要警戒、回避折中之嫌。孔子的中庸学讲的是适中、中正、中和、时中。适中，即掌握分寸;中正，即合乎规范;中和，即对比平衡;时中，即适时灵活。中庸之道就是折中主义吗?《新华词典》上解释，“折中主义”是把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理论等无原则地调和在一起。其基本特点是，或把矛盾的双方等同起来，不分主次，或把矛盾的双方调和起来，不分是非，不要斗争。而中庸并非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一定的原则下寻求矛盾各方的协调统一。中庸是讲原则的，而不是折中，更不是和稀泥。其次，掌握中庸之道，需反对生活中的“好好先生”。“好好先生”在生活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讲原则问题时只顾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于己;爱栽花，不栽刺，时刻注意为自己开退路、留后路，说违心话，办违心事，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前怕狼后怕虎，遇到矛盾绕道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好先生”把原则、正义、良心统统抛在了脑后，其本质可想而知。“好好先生”多了，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其表现为:社会上的正气得不到发扬和扶持，歪风邪气得不到有效遏制，腐败分子为非作歹有机可乘，是非分明、主持正义者受孤立、冷落，等等。这样发展下去，社会是很危险的!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做“好好先生”!第三，掌握中庸之道，要反对“乡愿”。“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的特征是，没有原则，没有是非，一味地讨好、巴结世人。孔子对无原则的“乡愿”深恶痛绝。
《中庸》倡导知行合一。从天理到人道，从理论到实践，主张“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所以学习中庸之道，要掌握适当、平衡、和谐的原则与方法，提倡“君子温而不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周而不比”等君子之风;要掌握和而不同的原则与方法，将中和之道灵活地应用于建设家和万事兴的家庭、和衷共济的事业、和气生财的生意、政通人和的社会、协和万邦的外交、以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战争等各个领域。如此，才能将经典的绚烂之花开放在无名的质朴中，将高明的中庸之道开放在生活的寻常中。
《中庸》是儒家经典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著作。其内容会通天道与人道，阐明宇宙的法则、天地的准纲、人生的指归，升华儒家“修齐治平”的意义。中庸之道，从人心与宇宙的统一性出发，揭示人类心灵本有的澄净与博大，倡导每一位天赐本性的个体从中庸之道入手，自强不息，至诚不止，以达至与天地并立，并与之共博厚、共高明、共悠久的境界。《中庸》咏叹“洋洋峻极于天”的圣人至德，告诫人们“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宇宙根本法则，《中庸》对于人类的期望是厚重的，其思想价值影响深远。当前，我们需要将学到的圣贤之道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与复兴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结合起来，与时代的文化创新和创造结合起来，与自己的生活学习结合起来，用先贤智慧充实头脑，引领生活，创造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