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为了自身的长远利益，他们反对破坏和浪费自然资源，并早在西周时期便设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政府部门——虞官，对采伐林木和猎取鸟兽等行为进行严格的规定和监督管理。如今人们不得不采取的“休渔”“休猎”“封山育林”等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做法，在遥远的古代就为我们的祖先所创用。古人这些有节制地取用自然资源的认识和措施，表现出一种生态智慧。对此，如果我们仅从工具理性的层面去看待，那么，古人的这种生态智慧对于我们现代人类便没有太多的意义和价值，因为现代人的相关认识所达到的深度和相关举措的力度，显然不是古人所能比拟的。然而，实际上中国古人的生态思想为现代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大计提供了一种极为重要、独特而且新鲜的思想资源，那就是今天可以称之为生态伦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是儒家所阐发和提供的，这也是儒家生态环境思想的卓异之处。

 

　　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孔子。《论语·述而》记载：“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句话最能表明孔子对生物特别是动物的爱惜之心和悲悯之情。“钓而不纲”是说孔子只用一钩一竿钓鱼，从来不用绳网捕鱼，因为使用绳网会把水中的鱼不分大小一网打尽。“弋不射宿”是说孔子虽然也射鸟，但从来不射栖宿巢中的鸟。人们也许会提出疑问，既然孔子有此仁爱之心，那为什么还能忍心钓鱼和射杀飞鸟呢？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回答，他说：“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体，把手足捍头目，岂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用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任何人都必须依赖自然界提供的资源生活，因而虽有仁心如孔子者亦不能不钓不弋，这就需要在取用自然资源时常怀有珍惜爱护之心，处理好“忍”与“不忍”的关系。

　　在如何对待动物的生命这一问题上，孟子的态度与孔子相同，但表述得更明确。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认为人皆有对于他人的痛苦和危难的天然的同情心，他称之为“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推此心于万物，他不忍亲见禽兽被宰杀，主张“君子远庖厨”，并称此为“仁术” 。这个“仁术”，如果我们借用孟子自己的表述方式，就是“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物之心”。可见，孟子和孔子一样，也主张把对待人的道德情感扩大到对待万物，或曰将自然万物纳入仁爱的范围，即纳入人类的道德关怀的范围，用仁爱之心将人与万物联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他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重要思想。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而”是“继而”“然后”的意思，赵岐注曰：“先亲其亲戚，然后仁民，仁民然后爱物，用恩之次也。”孟子自己也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这就是说，仁者要首先满足亲亲之情，然后还要推此亲亲之情于全天下而“无不爱”。由“亲亲” 推展到“仁民”，再由“仁民”扩充到“爱物”，清楚地表达了儒家之“仁”的层次性和递进性。可见，“仁”内在地包含了“亲亲”“仁民”与“爱物”三个层次，其中“亲亲”是仁的自然基础，“仁民”是仁的核心和重点，“爱物”则是仁的最终完成。对万物的爱心，实际上是儒家之“仁”需要完善化的内在逻辑要求。由孟子所阐释的这种层次分明的仁爱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既可以满足人类最基本最自然的血缘亲情之需要，又突出了普遍的人类之爱，更使爱心超越了人类社会的畛域，扩展到无限广大的天地万物，用爱心将人与万物连为一体。这种爱心是何等的博大！以今天的眼光观之，这是一种十分难得、境界极高的生态伦理思想。

 

　　“仁民而爱物”在最广大的范围内表现了儒家仁学的道德诉求。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和动物的区别就那么一点点儿，那就是人有“仁心”，只有人才有道德观念。“仁民而爱物”，是人的同类意识的进一步扩大，扩大到人类活动所能及的任何地方。从“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层次推进来看，由“仁民”到“爱物”是儒家仁学的内在逻辑要求，它要求将仁爱的精神无限地伸张，让爱心充满宇宙，惠及自然万物。这种生态伦理的思想，萌芽于孔子，成熟于孟子，经历代儒者的继承、阐扬与完善，最终成为儒家的一个重要传统。

　　从生态智慧到生态伦理的发展实现了一个重要的转变，对万物的爱护不再只是考虑人类的利益，而且还是出于人类道德完善的需要。人类主动承担起了对自然万物的道德义务，这种在中华大地流布了两千多年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