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中国

    今天，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愈来愈受到重视。

    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我们需要从卷帙浩繁的典籍文献中理出线索，以理解我们的文明基因。第98期北大博雅讲坛邀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杨立华，共论“从早期中国文化看儒家思想的根源”，探寻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核心。

    在文化的脉络里讲述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我的两本书：《古代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今天读书会，我和大家分享一下写书。我找到了一本旧笔记本，笔记本第一页上写着“1991年6月启用”，以及“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伦理学、考古学笔记”这些字。它就是我写《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的笔记，记录了我为写作本书而读的重要的文史、人类学书籍的感想和评论。

    从中可以看出，我使用的方法是多学科、跨学科的方法。这本书所研究的时代是前哲学时代，哲学还早着呢，所以，不可能采用哲学的方法，而是使用了很多人类学、宗教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为了写这本书，当时我找了很多人类学的书来看，考古学的书也看了一些，其中最重要的是《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考古学里真正对思想史有参考作用的研究和结论，应该说这三本书里都包括了。

    大概在1992年夏天，我到大连住了两个星期。一路上，我带的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的《金枝》。那个夏天,我都在看《金枝》，并确立了《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的结构框架。但真正动笔，应该是1994年夏天，一直到1995年5月写完。

    一开始，我就想单纯做儒家思想的探源研究，因为，我感觉以前的相关研究对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那些研究，一种是把它归结为对“儒”这个字的研究，另一种关注“儒”作为职官的讨论。这容易把儒家思想根源的问题，混淆为“儒”的字源问题和职官问题，而和儒家思想没有关系。所以，我在写书的时候，不仅仅是讲这些，而且把儒家思想放在整个三代文化、古代文化的演进中，放在整个文化的脉络里来进行讲述的。

    书出版之后，哈佛的张光直教授这样评价说,“这是哲学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后来，我的《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一书就引用了他的这句话。“哲学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而不是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做的古代文化研究，我想这是指这种文化研究的理论性、思想性比较强。

    我们知道,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事实上,他的思想主张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周文明的继承。西周文明在经过夏、商之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儒家思想及其倡导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自身连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夏商周三代传衍的传统及其形成的精神气质。儒家所奉行的核心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文明价值观的核心。

    连续和裂断

    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读《古代宗教与伦理》的时候，我是有一种震惊感的，感觉陈来老师研究的跨度太令人震惊了。他的研究深入到了中国古代史包括考古学、人类学、文字学的领域。

    就我个人的体会而言，我认为陈老师所关注的，不是他个人非要在这个领域做出点成果，而是这个问题本身的重要程度,使得他要在自己原来的学术研究之外开出一个新的路线。这说明了对待问题和真理的真诚。

    儒家思想的渊源到底是什么，在中国上古史、夏商周三代文化当中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这其实是很多学者都在关注的问题。但是，考古学的进步、人类学的进步或者历史学的进步，都不能整体地从思想的内核、思想的演进出发来讨论与解释这个问题。《古代宗教与伦理》可谓实现了某种突破。作为中国文化品格最核心部分的中国哲学性格中，最主要的当然是儒家。不过，某种意义上来说，道家虽然跟儒家有非常根本的哲学路径、哲学气质的不同，但是仍然在理性化的方面有突破。实际上，《古代宗教与伦理》和《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是对前轴心时代思想内核的演进，或者说中国文明精神的早期发展阶段，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具体而言，《古代宗教与伦理》一书包含了几个张力。第一个，是连续和断裂的张力。因为，如果我们强调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神气质都是一样的，这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也无法从中看到中国文明精神内核成长的过程。所以，我们还要看到断裂。但是，如果把夏商周三代都讲成隔断的，你就看不到夏商周、中国上古以来精神内核成长的渐进过程。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陈老师在断裂和连续之间的处理，以及他整个的研究是如何用平正、平衡、均衡的思考来处理问题的。

    第二个，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并非与“连续和断裂”全无关联。今天，当我们越来越多强调中国传统文化重要性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强调中国自信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强调的。所以，大家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作者写作这本书时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处境，其实和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坚持，是因为一辈又一辈学者的坚守和研究。他们把中国价值真正在思想层面上加以深化，把问题讲透了。

对话

    真正有了“德性”的方向

    主持人：在写《古代宗教与伦理》的时候，您大量运用了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理论，并谨慎而敏锐地指出了这些理论运用的限度，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西方的理论都不能片面地认为完全适用于中国文化的实际情况。在您对比全球性时代中国思想研究的过程当中，这些西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理论，对您有过哪些启发？

    陈来：我研究的时代是前轴心时代，也就是前哲学时代。延续性文明从夏代开始，对这个时代，我们自己在理论研究方面并没有现成的理论，所以，我就大量学习、利用了西方人类学的著作。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欧美历史学家在各个地方进行了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人类学一定是以经验调查为基础的，所以，这些理论不是凭空写出来的。但它们要从特殊上升为普遍，要从经验当中提出一个普遍模式。

    文化是有差异的，所以，我选择的是比较接近和适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模式。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原生的经验，回到原生的夏代、商代的生活，只能根据史料记载，并选择人类学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比如，弗雷泽的理论，不见得适用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情况，但他梳理的现象比较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对我们处理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启发。他谈到从巫术到宗教，可能有的民族就停留在巫术阶段，而没有到宗教阶段； 从宗教再进一步发展到什么阶段，他也没有讲。尽管，他所研究的那个阶段是基于特定地区经验的总结，但对我们仍具有启发的意义。

    中国的经验也可以概括出一定的模式，但这个模式不见得是普适的，就像西方的经验不见得对所有人类社会都适用。西方的理论对有些经验做了概括，但这些概括不见得是普遍适用的，它适合一部分地区、一部分文化、一部分人。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所甄别。

    总的来讲，我认为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对促进我们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理论一定要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经验。所以，我们需要好好地了解中国，好好地了解世界。尤其是我刚才讲的，人类学理论都有一定经验和基础，但有很多西方所谓的理论可能跟那些经验基础没关系，怎么对待这些理论、怎么应用这些理论、怎么回应这些理论，需要我们从主体性出发来进行。

    主持人：您在《古代宗教与伦理》的导论里说，早期中国文化发展体现出理性化、人文性与延续性的倾向，那么，中国早期轴心文化的出现并非是一种断裂性的突破，而是扎根于在西周已经形成的文化根基与民族精神气质。并进一步指出，中华文明伦理品格和“德感”文化的特征相关。您认为这种伦理品格与“德感”文化的特征是怎样形成的？

    陈来：对于文化的特性或气质，我们只能概括。比如说，李泽厚强调乐感文化，我们看三代历史，讲乐感文化还有一点早，不能把它作为这个时代文化的主要体现。

    而“德感”文化，特别强调伦理的品格、道德视野的重要性。西周已经有了这种文化的基础，这是确定的。《尚书》前面的部分里，就包含了对于德、和谐的概括，在商代应该说也已经有跟“德感”相关的内容了。总的来讲，“德感”文化应该是在西周确立的，但再往前是它的根源。

    主持人：谈到儒家思想的起源时，您并不完全认同前辈学者关于儒家思想起源于史官、术士、职业等的观点。因为，对于各种职业类型名称的研究，最多只能说明儒家的起源，而不能指出儒家作为一种思想起源于三代文化的传统和精神气质的积淀之中。如果说前孔子的“儒”仅仅是一种职业类型，那么，我的问题是，儒者如何从专门化职业类型的人，转变为具有全面“德性”的知识分子形象的？

    陈来：儒者从一种专门化职业类型的人，不是自然地转变为一种具有全面“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就好像没有一个“儒”原来是官职，自己转变成为具有全面“德性”的知识分子的。一定是到孔子出现，儒家学派建立，儒者才真正有了“德性”的方向，然后，通过修养、追随孔子学习儒学等等，变成后世我们所讲的儒者。我想，如果没有孔子的出现，只靠春秋时期的变化，并不能实现这样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