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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价值观形成的历史脉络与经学之探源
国际儒学网 2017年6月29日 

20世纪末以来,国际竞争陡然升级,空前激化,美国地缘政治学者亨廷顿率先抛出“文明冲突论”,心机和用意很深。而俄罗斯学界提出,西方的“休克疗法”和“文明冲突论”,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而21世纪人类生存竞争的实质是不同价值观的竞争。这种观点很深刻、透彻,遂为普京政府接受,成为俄罗斯的主流社会思潮。【注:俄罗斯(苏联)原本有百年以上的地缘政治研究传统。据披露,苏联科学院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有专题报告揭露西方解体苏联的阴谋,但戈尔巴乔夫不予理睬】。有些国家听起来或有些振聋发聩,或有所惊醒。此后欧洲各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都纷纷强调本国历史文化的价值,德国默克尔总理较早提出,要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云云,一句话,只有高度珍惜和弘扬自身文明价值的民族,才有未来。而环顾全球,历史上最珍视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非中华莫属。

 

前不久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重点任务的第一条就是“加强中华文化的研究阐释工作,深入研究阐释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这个任务非常重要,也非常艰巨。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其骨骼是思想文化,其主干是儒家文化,其创始人是孔子,而孔子乃集先秦文化之大成者。这一切都由于先民创造了学术,学术引导政治和社会,更参与孕育、创造和引导文化,并提出理想,否则文化和社会发展就失去方向,无所趋赴,或误入歧途,或停滞衰退。而学术其所以能够起到引导社会方向的作用,又能促成风俗,移风易俗,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关键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影响政治至深,从而独特的华夏价值观促进形成独特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实践,也就推动历史发展。所谓价值观,通俗地说,就是一种文化对于何为是非、善恶、正义、非正义等关于人类最重要的价值判断。华夏先民特别是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的孔子,乃从华夏的长期实践中发现了价值观的伟大作用,故创立儒学,又晚年删六经,著《春秋》,以待来者。孔子创立儒学,或可说也创立经学,孔学也被尊为经学,其核心应是关于价值观的学说。因其能为后世指引方向,故儒学得以从百家中脱颖而出,独领风骚,被尊为经学。经者,织之纵丝谓之经。故道路以南北为经,引申之义,凡常道常法皆谓之经,孔孟圣贤之书也谓之经,可见经的引申之义,就是为人的社会行为、社会规范、治理和发展指引方向,促进形成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以支撑其民族披荆斩棘,开拓前行,克服万难包括在历史上历经劫难而不坠。或可说,所谓经学,本质是中国古代由孔子创立而由后世传承发展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修齐治平以求大同之学。五经的本质,或可说,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关于方法论、价值观和诗书礼义等华夏人文涵养和社会规范的学说。

 

经之为学,有一个过程,主要是中华价值观的形成演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其中包括在学术上不断加以提炼、概括、筛选,不断演变的过程,而从来不是一蹴而就、一锤定音的。本文试从《史记·五帝本纪》中寻找其产生发展和演进的基本脉络。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此是远古时代政治之分野的关键时刻,也是优秀价值观指导轩辕平定天下的起点,请注意下文“修德振兵”,主要是修德,以收人心。前提是先民经长期观察,已经知道,至少知天地人三才皆有道,人惟德可以对应天道,可以服人,可以收心,始可以言政治。政治是治人,也要修己。此为子曰“为政以德”的来源。这个道理黄帝应是掌握并成功地实行了。西方直到近代才明白摆脱神权,叫做启蒙,实际是为资本开辟道路,转而又被资本长期绑架至今。这是与中华民族完全不同的一种历史和文化

 

接下来:“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应为草字头)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此为修齐治平实践成功之始,也是华夏价值观形成之始,虽是草创,却为孔学奠定第一块基石。这样讲,不是说黄帝以前华夏没有形成价值观,那是不可能的,只是这里没有记载。

 

“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此或为华夏官制之始,“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古,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罗旁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此见华夏开国之难和治国理政的雏形。又见举贤、顺天应人、鉴往知来、体恤万民、勤劳节用等观念,其中都包含有优秀的价值判断。

 

“黄帝二十五子,得其姓者十四人。”不得其姓者十一人,可见其传贤而去不肖,去恶,此亦是齐家和扬善抑恶、为民立范之举。

 

黄帝之孙高阳,“高阳有盛德焉”,是为帝颛顼也。强调帝之盛德,而有天下。又言颛顼“治气以教化,絮诚以祭祀。”以教化民和祭祀,已成为政之要,而诚字、教字、化字的价值凸显。换言之,文化作为政治观念得以确立。这个过程中必有专门的人从事学术研究,应是混合于从事祭祀、占卜等巫术的职业人群中。

 

帝喾高辛者,“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喾这个阶段很重要,治国理政开始初步成熟,而许多重要的价值或更加明确,或开始被提炼出来,如德、聪、明、义、仁、信、敬,而顺天应人,体民惠民、取信于民、使民以时、用水公平、为政以德、惟德可以服人、抚教万民而利诲之等重要政治理念得以确立,士的概念出现,其价值得以彰显。帝喾之政似可视为华夏价值观形成的第二阶段,也为孔学奠定了第二块基石。

 

帝喾之后是帝尧。“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黄收纯衣,彤车乘白马,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史记》帝尧的记载比较长,兹不照录,这里只作摘引分析,读者可自行参照。从上引这段话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仁的价值被提升至齐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见与孔子的分歧,而孔子将仁作为孔学的核心概念使用,历史依据或在此,也是主流思想。智的价值也被拈出。富与贵,人之所欲也,当然有价值,但不被传统学术和主流社会尊崇,统治者也不能反对,反倒是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得到肯定,此见正义已经深入人心,已经扎根,成为文化。这些都引导政治,推动文化,影响风俗,塑造形成民族心理。这个传统后经过孔子教学著作,大加阐扬,又说“政者,正也”,成为定论,后世两千多年富贵一直受到道义压抑,特别是为富不仁者更受到谴责贬斥,而不敢公开张扬,这也是春秋大义之一,道德震慑,威力之大,至少历代诏书、奏折和正史,包括饱读经学的各级官员在语言文字上,都不敢公开张扬恣肆。亲睦、合和的价值出现,后来改为和合,自有道理。修齐治平的思想和大同理念,亦见形成,至少是萌芽在生长。

 

下文讲帝尧派官分掌诸事,“日永,星火,以正中夏”。中夏,即仲夏,还有“以正中秋”,“以正中冬”,此是讲节气以确定农时,“正”作为常用字,尚未赋予其以社会人文政治的价值,未与前述已经拈出的义的价值相联系,但先民早慧,天人合一,天人同道,应是有启示。故子曰“政者,正也”,不独是孔子悟性高,也不独是历史经验的总结概括,也来自对天道的观察,或说天启,也不为过。先民许多价值理念和经验,多来自对天地自然界的观察,或说天启。

 

以下记载尧不用其子丹朱,斥其“顽凶”,下令举贤,内不避贵戚,外不避隐者,于是舜得以备选,称舜“能和以孝”,尧“妻其二女,观其德”,“如妇礼”,又言“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既言妇道,可见社会于道的观念,其所从来久矣。又言舜“内行弥谨”,“爱弟弥谨”,谨和慎,此又见德的价值仅次于仁,和的价值继续被承继,而孝、礼的价值被拈出。其时既有妇礼,可见礼已成通俗,具有公认的社会价值。换言之,道的观念和价值应属最早出现,德、仁其次,同时有义的价值,此时又出现礼的价值和礼俗。舜之时已经有五典、五教、五礼,五刑、七政,同律度量衡——领先秦始皇约两千年。舜以至孝闻,而以平民得登帝位,此见孝的风俗已经形成,又见华夏政治的重贤已成传统,又见其政治具有平民性,而对伦理和价值观已有明确表述,如“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内平外成,说明舜能为政以德,然又有霹雳手段,故能除四凶。四凶,即帝鸿氏之子混沌,其人“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帝颛顼之子梼杌,其人“不可教训,不知话语”;少皞氏之子穷奇,其人“毁信恶忠,崇饰恶言”;此三子天下恶之,然其族势大,尧不能去。又有缙云氏之子饕餮,其人“贪于饮食,冒于货贿”。舜不仅除四凶,更能“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御魑魅,于是四门辟,言毋凶人也。”既无凶人,则天下太平矣。然四凶乃皇家或贵胄子弟,既除四凶,又流四族,此事之难度和斗争之惨烈,虽有霹雳手段,也是难以想象。

 

舜的部分,又有帝“行厚德,远佞人,则蛮夷率服”的表述,见厚德载物、亲贤远佞、近悦远来等政治理念实践已久,深入人心。又言“维明能信”,明指居官要明,明察明辨明断,惟公能明,居官公而明,则民能信。前贤谓孔子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由此可见一斑。“以夔为典乐,教稚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又曰“百兽率舞”,可见继礼之后,舜时乐和乐教已经发展,而直、温、宽、栗、刚、简,毋虐即温和,毋傲即谦德,这些优秀的人品和价值受到社会公认,而以乐教培养,从娃娃抓起。这些人品和价值受到推崇,其中最受推崇的品质,后来概括为“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正与直连称,被公认为三德之首,这个意义很大。读《论语》可知,孔子也这样认为,且推崇刚直,但孔子言直,直而有方,譬如“勿欺也,而犯之”(宪问),就是事君要忠,勿欺,不能阳奉阴违,这样才能取信于君,之后才可以直谏,乃至可以犯颜。读《论语》,类似的地方很多,可见孔子对华夏价值观的提炼发展,亦见其政治智慧。

 

读舜这一段记述,见其时治国理政已经有相当成就,也颇有一套办法,教化礼乐之治已经发达。当然这都是继承发展而来,也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但以德治为主。故司马公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是故《礼记》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皆华夏文明有根基之说,非徒空言,其由来有自,源远流长也。

 

《五帝本纪》到此为止。当然还可以接着《夏本纪》往下追溯,本文限于篇幅,到此打住。司马公写这段历史,遍查史书,虽自谦“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此段话道尽著书艰辛,后世特别是近世不断有人动辄臧否前贤,或为不学不思,或专务西学,或其心叵测,总之,“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华夏先民最重学术,伏羲神农都是以学术带头人成为部落首领或说政治家。华夏历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部以价值观的探索为引领而形成的历史。这些以先民优秀价值观为核心的先秦文化,经过孔子的整理、提炼、加工、传承和创新,创立儒学,后被尊为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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