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大幕开启之后，人们常常关注舞台中央上演的有关国家兴衰演变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大戏。事实上，一些不大起眼的文化细节，有时候却牵引或预示着历史大戏的走向和结局，这大体便是古人说的一叶知秋。而“文化一叶”之所以能够知“历史之秋”，就在于它是一个国家立国、救国、兴国、强国不可或缺的“内力”所在。用今天的说法，叫国家“软实力”。笔者捡拾近代欧洲一些国家的几个思想文化的片断，看看文化这个“软实力”究竟是如何形成、展示，进而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大戏走向的。

 

英国人眼里的三台“思想发动机”

 

英国曾经在世界上称霸达两个世纪。在它走向强盛的过程中，有三个人是不能忘记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把英国的人文精神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家牛顿运用力学定律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开启了大门，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英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套有别于封建社会的经济秩序。在许多英国人的眼里，这三个人在各自领域扮演了促进英国历史进步的“思想发动机”的角色，或者说，他们引领了这个国家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软实力”。

 

那么，英国上下是怎样具体地看待他们的呢？一个国家国民的态度作为培植软实力的社会土壤，决定了这个国家软实力的强弱。明了英国人对其民族的“思想发动机”的态度，也就有助于理解这个岛国为什么会成为工业革命的故乡，并且使它的语言文化在世界上发生如此广泛的影响。

 

关于莎士比亚，英国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有一句名言：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莎翁的历史剧中，君主往往是反面角色，同时期的伊丽莎白女王当然是知道的，但并没有影响伊丽莎白女王坐在舞台对面的包厢里忘情地欣赏莎翁的《哈姆雷特》。

 

《国富论》出版后，当时在海关谋职的作者亚当·斯密应邀去一位公爵家里作客。客厅里坐满了王公贵族和商界巨贾，英国当时的首相皮特也在其中。当亚当·斯密步入客厅时，谈笑风生的绅士们立即停止了话题，纷纷站起向他致意。斯密不好意思地说：“先生们，请坐。”这时候，已经站在他身边的皮特首相却说：“博士，您不坐，我们是不会坐下的，哪有学生不为老师让座的呢？”

 

1727年，牛顿去世了。英国隆重地举行国葬仪式将他安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这里一向是王公贵族的墓地，牛顿成为第一个安息在此的科学家。出殡那天，成千上万的普通市民涌向街头为他送行；抬棺柩的，是两位公爵、三位伯爵和一位大法官。一位年轻的法国人在伦敦目睹了这个场面，为之深深震动，他感慨道：“走进威斯敏斯特教堂，人们所瞻仰的不是君王们的陵寝，而是国家为感谢那些为国增光的最伟大人物建立的纪念碑。这便是英国人民对于才能的尊敬。”

 

对莎士比亚、牛顿、亚当·斯密的特殊尊重，事实上使英国上下都加入到了“软实力”的积累和创造之中。

 

从伏尔泰和拿破仑看法国的文化影响力

 

在伦敦目睹牛顿葬礼的那个法国人，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和伏尔泰的名字写在一起的，还有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等人。他们提出的人与宗教、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许多原则，成为当时欧洲进步的思想旗帜，也成为法兰西这个国家拥有的最强大的“软实力”。法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大国，正是从18世纪开始的。1740年登基的德国普鲁士国王，法语讲得很好，他把伏尔泰请到柏林讲学，要求柏林科学院用法语讨论。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二世喜欢法国文化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在一个多世纪里，法语成为欧洲的外交语言，各国签订的条约都用法文撰写，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

 

1778年3月30日，84岁的伏尔泰从巴黎塞纳河边被称为“伏尔泰咖啡馆”的住所楼上走了下来，前去卢浮宫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让他意想不到的是，门口挤满了人群，为的是一睹其充满智慧的容态风采，沿途更是受到人们迷狂般的欢呼。就在当天，剧院里再次上演了他的诗剧《伊莱娜》。演出结束后，伏尔泰站在舞台上，演员们用月桂编织的花环为他加冕。在法国人心目中，除了国王，似乎还有一位思想和艺术的君王。这就是法兰西的文化土壤，人们对思想和思想家的崇敬，或许比对国王的崇敬来得还要虔诚。

 

两个月后，伏尔泰谢世了，他被安葬在巴黎的先贤祠中。在今天，如果你到巴黎去旅游，法国人引以为荣的先贤祠是应该要去的地方，那是法兰西思想与精神的圣地，是了解这个民族最好的窗口。“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这句铭刻在先贤祠正门的话，明确传达了法国人对“先贤”们的态度。要知道，安葬在先贤祠的72位历史人物中，除了11个人是政治家外，其余的大多是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思想文化在法国受到的特殊礼遇。或许，这也是这个虽然自己的经济实力还从来没有达到世界第一的国家，却因为不断孕育思想文化新潮从而能够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在世界舞台上发出自己声音的一个原因吧。法国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便是藏在一个盒子里的伏尔泰的心脏。盒子上面刻着他的名言：“我的心脏在这里，但到处是我的精神。”

 

伏尔泰去世11年后，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列宁曾这样评价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法国大革命10年后，手握枪杆子的“大革命之子”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了执政府。紧接着，他下令起草一部民法典。法国参政院围绕民法草案召开过102次讨论会，亲任会议主席的拿破仑参加了97次讨论会。后人把这部沉淀了启蒙主义思想和大革命精神的法典称为《拿破仑法典》。拿破仑临死前曾总结说：“我一生40次战争胜利的光荣，被滑铁卢一战就从历史中抹去了。但我有一件功绩是永垂不朽的，这就是我的法典。”

 

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把拿破仑仅仅看作是军事天才和“硬实力”的信奉者，是一个极大的误解。1806年，在战争的间隙，这位当时已成为法兰西皇帝的军人还曾经写过一张便条，要求查清卢浮宫“博物馆昨天是否开门晚了，民众不得不等在外面”。这张便条让人们清晰地感受到这位铁腕人物与启蒙思想大师伏尔泰对思想和艺术一脉相承的尊崇。

 

“让学者和驴子走在中间。”这是拿破仑远征埃及时的名言。在那次远征中，除了2000门大炮外，拿破仑还带了175名各个领域的学者以及成百箱的书籍和研究设备。拿破仑就是这样率领他的军队，挟带着法兰西的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让“硬实力”和“软实力”双管齐下，才得以飓风般地摇动了欧洲大陆的封建王朝。

 

“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讲台上决定的”

 

1806年，也就是拿破仑要求查清卢浮宫“是否开门晚了”的那一年，他打败了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最大的两个邦国：奥地利和普鲁士。

 

陷入绝望和痛苦的德国人被迫开始反思。哲学家费希特在街头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要进行的是一场精神斗争，只有通过精神斗争，我们才有可能从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和低落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

 

怎样才能提升国民的精神状态？德国上下几乎一致的选择是大办教育。当财政拮据拿不出钱的时候，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亲自同一些大学教授讨论解决办法。他说：“这个国家必须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躯体的损失。正是由于穷困，所以要办教育。我从未听过一个国家办教育办穷了，办亡国了。”于是，当普鲁士还在向拿破仑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时，柏林洪堡大学诞生了。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并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校舍。如今，在柏林洪堡大学主楼的长廊里，挂着许多黑白照片，他们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本校教授，其中的29位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这是让很多国家羡慕却难以企及的一个数字。

 

普鲁士在19世纪中期，便有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硬性的制度规定。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躬行的义务。学生们上学几乎是免费的，少量的学杂费可以用实物来支付，如果孩子不上学或无故旷课，家长则必须支付罚金。到19世纪60年代，普鲁士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让人惊异的是，其偏远乡村一所小学所保存下来的一张1820年讲授自然课使用的挂图上面，便已画上了当时中国人和非洲人生活的场景，甚至还有中国长城的模样。

 

1903年，一位在德国工作10年的美国商务代办感叹：“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它的智力。”这里说的智力，也就是“软实力”。正因为拥有了这种内在的并且十分可靠的“软实力”，德国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引领者（另一个引领者是美国）。到1910年，德意志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在德国崛起过程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1871年。那一年，德国成为欧洲名副其实的强国；那一年，德国在普法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那一年，德国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国家统一；那一年，连败三国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的凡尔赛宫镜厅接受加冕，成为德意志皇帝。

 

德国从1806年被法国打败到1871年打败法国，不过是65年的时间。指挥德法之战的德国元帅毛奇回顾往事，感慨地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普鲁士的胜局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俄罗斯的“寻师问道”

 

公元1697年，在被称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纵横世界的时候，一批俄国青年人来到了荷兰赞丹镇的一家造船厂。他们和造船厂的工匠们吃住在一起，凿木头、造军舰、学驾船。这些学徒中最出色的是一个身高两米，自称彼得·米哈伊洛夫的人，师傅和工友们都推荐他为“优秀工匠”。这个人就是已经登基成为俄罗斯沙皇的彼得大帝。他一生中掌握了大约20项各种各样的技术，从造船到拔牙几乎样样会做。他的这种学习精神深深植入了俄罗斯人的大脑。

 

彼得大帝和他的俄国工友们的这番举动，拉开了俄罗斯追赶和学习欧洲强国的序幕。到他登基作沙皇的时候，正值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之际，但在俄国广阔的土地上，还只有30来个手工场，贵族中很多人未受过教育，全国识字的人非常少。1698年，彼得大帝返回俄国，为了宣传改革，他创办了俄国第一份报纸《新闻报》，并亲任主编。他规定贵族子弟必须学会数学和一门外语，否则不得结婚，也不得保留贵族身份。他建起了印刷所、图书馆、剧院、博物馆，创办了庞大的科学院。为了缩短与欧洲的距离，他登基以后不顾一切地从瑞典那里夺得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把首都迁到了彼得堡。他要缩短的不仅是空间的距离，还包括与欧洲在科学文化上存在的差距。

 

彼得大帝的改革遭遇到贵族们的强烈反对，乃至他身边的禁卫军也起来反对他，最后连太子也因为不赞同他的主张而煸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彼得大帝去世后，他设计的改革进程也随之中断。

 

1762年登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把彼得大帝开创的事业重拾起来，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位女皇长期与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通信。与伏尔泰的通信一直保持到伏尔泰去世。她还用16000金币买下了狄德罗的私人图书馆，聘请狄德罗担任馆长，并提前支付给他50万卢布的薪水。狄德罗成为女皇在俄国进行改革的顾问，他在法国的家则成为那些从欧洲前往俄国的人才的介绍所，大批学者、医生、教师和工匠，手持狄德罗的介绍信来到俄国。他们的到来，推动了俄国的改革进程。

 

叶卡捷琳娜二世去世后不到20年，被她寄予厚望的孙子亚历山大一世领导的俄国，打败了席卷整个欧洲的拿破仑军队，亚历山大一世由此被推举为欧洲神圣同盟的盟主。1814年3月31日，他骑着一匹大白马进入欧洲的中心巴黎，使俄罗斯这个向欧洲寻师问道的“学生”，成为欧洲事务的仲裁者。

 

在俄罗斯演变为大国的过程中，欧洲的思想文化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俄罗斯并未因此放弃或丧失自己的文明特色。这个国家在19世纪涌现的一大批革命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使俄罗斯的精神天空格外灿烂。他们在自己的理论著述和文艺作品中，异常深刻地创造和展示了一种新型的俄罗斯文明传统。正是在这个新型的文明传统基础上，俄罗斯先进分子在20世纪初选择和发展了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列宁的领导下，创立了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