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述而》篇共计三十八章，主要述说孔子的志向、情操、好恶、仪容、行止。其重点是阐说孔子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治学精神。其中二十七章属于“夫子之道”，其余十一章则是其弟子对先师精神风貌、圣人气象的片断性追忆。孔子作为一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的风采，通过这些文字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在历史上矗立起一座令人“仰之弥高”的不朽丰碑！

 

孔子本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他顺应当时社会“学在官府”被打破，“学术下移”私学勃兴的潮流，率先将教育推向社会、普及民众，开创了学在民间的崭新局面。他的教育宗旨，是主张教育平民化、经典化、社会化，使更多的人能够获得教育的权利，通过教育这个途径，使大众的整体素质得到全面的提升，从而影响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故在教育范围对象上，他提倡“有教无类”，“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

 

在孔子看来，教育对一个人来说，乃是终生的事业，是一日不可有懈怠的。他曾拿自己对学问与道德的锲而不舍追求，作现身的说法：“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所以，作为受教者，当“默而识之，学而不厌”，作为教育者，则应当做到“诲人不倦”。在教育的环节处理上既需要继承传统，以历史文化传承为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要不断注入新的内容，来满足时代的需要，迎接现实的挑战。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大事，不可能立竿见影、快捷速成，而是一个潜移默化、感化挹注的长期过程。所以需要教育者摒弃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全身心投入其中，默默耕耘，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真正乐在其中、陶然忘机。“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段话，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孔子身心投入事业的风貌，这同样要在其教育实践中得以体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由此可见，孔子他本人是把教育当作最崇高、最神圣的事业来看待的，是视人生价值实现与教育大业成功两者为一体的。所以能真正以此为生命中的自然组成部分，乐此不疲，休戚与共：“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正是有这样的信念，孔子才对当时的教育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希望得到切实的改变、积极的提升：“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不仅对教育的重要性有高度的认识，而且对贯彻与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只有实行正确的方法，才能使教育收到最佳的效果，事半而功倍，举一而反三。为此，他强调要善于向他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提倡多闻多识，最大限度地吸收各种知识，并进行独立思考，使书本或他人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东西：“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主张开展启发性教学，反对满堂灌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推重活到老、学到老，将学习视为生命的本能，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些教育思路与方法都饱含着孔子一生教育实践的经验体会，直到今天，依然是有其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的。

 

如果孔子的教育思想仅止于此，那么，孔子仍然只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而不能成为“万世师表”，一座不可企及的不朽丰碑。孔子之所以为一代圣人，成为中国思想史、中国教育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是因为他提出最完善的教育理念，并把这种高明的理念贯彻于他的全部教育实践活动之中，从根本上解决了教育的方向选择与主旨确立问题，为古代教育规范了基本的原则，为现代的教育提供了重大启迪。

 

孔子的教育理念，重点是为了解决教育的基本目标问题，是为了对教育的方向作出战略性的选择。它的核心宗旨，是主张教育的基本功能，并不能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授，而更核心的任务乃是完整人格的熏陶与造就，使一个人精神境界得到全面的提升，真正做到道德、文章均臻一流，智商、情商堪称完美，成为全面发展，有理想、有觉悟、有知识、有能力，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这种理念，落实到具体的教学内容上，就是文化知识的学习与社会实践的开展并行不悖，学问的积累与人格的培育相辅相成，所谓“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孔子教育内容全面性、互补性的具体体现。

 

为了使这些教学内容得到具体的界定，使自己的教育理念获得生动而直观的展现。孔子提出了一个笼括其教育理念的核心主张，为教书育人指引了一个明确而具体的方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志业的概括，同时也是其所认定的教育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志于道”，这意味着儒家教育核心宗旨是培养能够践行儒学“大道”、品德高尚、政治正确、思想醇正、行为适宜的人才，意味着品质的优秀要优先于知识的拥有，这样，就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培养上的方向性问题，这也是最高层次的战略性抉择。但是，所谓“道”毕竟是抽象的，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要真正体现“道”的精神，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德行来呈示，于是，孔子逻辑地推导出，在“志于道”的基础上，教育应该“据于德”，“‘道’见之于人心或践履中的人于‘道’有所得，谓之‘德’。”（黄克剑《论语解读》）所谓“德”，就是“道”的具体化、纲目化、实践化，仁、义、忠、信、礼、智、廉、耻，等等，就是“德”的具体呈现，它们是切实可体验的，也是具体可践行的。正是有了“据于德”，孔子“志于道”的抽象教育宗旨就获得了具体的依据，可以开展具体的“进德修身”，为造就完善人格、培育一代新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据于德”固然重要，但这中间还有一个优先顺序问题，必须在“据于德”问题上突出重点，把握关键。在孔子看来，在“德”的各种要素中，“仁”处于核心的地位，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是“德”的本质属性的最直观也最具体的反映，“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所以，“据于德”，优先是必须“依于仁”。这在教育理念的构筑中也无例外，理想人格的完善，一代新人的造就，在道德修养的层面，首要之务，就是“依于仁”。“求仁而得仁”，则教育的成功就有了最基本的保证，就有了广阔的前景。

 

当然，仅仅做到这一步，还是远远不够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云云，不能托之以空言，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环节，必须有可供教育的载体，可供学习的对象，否则依然是空中楼阁、画饼充饥。孔子认为，这个具体的载体与对象，就是“六艺”，它可以使得“道”“德”“仁”等宗旨与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内涵，换言之，“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必须借助于具体的学习内容而得以贯彻落实，从而圆满实现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学环节的有机整合与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孔子逻辑地提出了教育载体对象上要做到“游于艺”，将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作为具体的学习对象。至此，孔子向人们展示了自己完整的教育理念，为造就健全人格、完善品行的人才提供了一个苦心孤诣精心设计而成的系统方案，规划了一张充满希望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