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上一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魂。儒学以其博大的智慧和开放的宽广胸怀，不可能永远囿于世界一隅。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开始联通，儒学也开始流向西方。直至今日，此流虽然缓急宽狭不一，其在异域文化中的回响一直绵延不绝。
一、发掘儒学西传的历史真实
多年以来，我国知识界一直有一种认识，即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他不仅撰写《天主实义》向中国民众介绍基督教教义，而且首先翻译了《四书》的部分内容，向西方扼要介绍了儒家思想。然而，《导论》以详实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证明，来我国更早的、同为耶稣会传教士的罗明坚，才是历史上第一位用西文向西方翻译《大学》和《四书》的人。1593年罗明坚用拉丁文翻译的《大学》的部分内容，在《图书选编：有关历史、学科、救世的学习方法》中发表。因受天主教教义和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影响，罗明坚对有些思想的理解有误，如“明德”“新民”“格物致知”等，但他总体上把《大学》的思想理解成教育、政治和伦理思想，并影响了后来传教士对儒家思想的认识。三年后的1596年，罗明坚完成了《四书》的翻译。作者展示了罗明坚《四书》手稿的签名，以及其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拉丁文本首页，对有关《四书》手稿的三个问题进行了颇有意义的考证：（1）手稿的作者；（2）此手稿没有公开发表的原因；（3）翻译内容的状况。作者以可靠的历史证据证明，《四书》手稿的作者是罗明坚，《四书》手稿最终没有得以发表的直接原因，是耶稣会亚洲巡视员范礼安的个人阻挠，而深层原因是耶稣会内部关于传教策略的派系斗争。作者以《中庸》部分内容的翻译为例做了三点鞭辟入里的分析：（1）罗氏将西方哲学的“理性”与儒家的“天”等同起来，且把儒家的“天”等同于天主教中的人格神；（2）罗明坚对“道”的理解外在化，没有将其视为“内心的道德坚守”，“没有明显反映出《中庸》所表达的那种心性之学”；（3）罗明坚把“中和”思想翻译成“理性和法则的遵循便得以完成”与儒家道德论中的“性情”和“诚”的思想大相径庭。虽然仅以三点翻译作为典型进行分析，却揭示了罗明坚《四书》翻译的跨文化本质，即它不是“完全的真实翻译”，而是一种文化间性翻译，是中西文化之间“联系与变动的混合关系”。
二、“礼仪之争”的另一种价值——“中学西传”
中西交流史上，始自耶稣会内部并蔓延至多明我等多个教会之间的“礼仪之争”，是尽人皆知的重大事件，其历史过程与意义已多有描述、分析和阐发。“礼仪之争”大大推动了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它“在中学西传方面的功劳，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要大”。中西交流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学西传”的历史，聚焦于三位传教士对中国典籍的翻译与介绍：龙华民、卜弥格和基歇尔。关于龙华民，《关于“上帝”之争论的简单回答》一文的几个问题值得注意。第一，此文大量征引明代胡广编纂的《性理大全》，概括地介绍了《中庸》《论语》《易经》《诗经》《礼记》中的一些思想，实质上是宋明理学思想，这是“礼仪之争后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在欧洲传播的最早和最重要的文献”。第二，此文受到当时的哲学家莱布尼茨的重视，并被莱布尼茨本人收入莱布尼茨全集；此文也对马勒伯朗士的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后者将朱熹的“理”与斯宾诺莎的“无神论”等同起来。第三，龙华民撰《关于“上帝”之争论的简单回答》目的不在传播儒学，而在于把儒家思想同基督教文化区分开来，以此表达对利玛窦“合儒”传教策略的不同观点。但此举却在无意中传播了儒家思想。
三、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洞见
中国文化是伟大的，即使西方殖民主义阴翳笼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智慧，始终放出璀璨的光芒。今天从全球视野来看，即使在16到18世纪西方文化不断上升的时期，中国文化也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西方的精神世界，显示了其深远的世界性意义。18世纪西方曾流行过中国热，当时的欧洲上流社会曾以喝中国茶、穿中国丝绸衣服、坐中国轿子、建中国庭院、讲中国故事为时尚。这足以说明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生活的影响十分深刻。而在思想层面，儒家思想影响了欧洲当时最伟大的哲学家，并成为欧洲启蒙思想的启迪。莱布尼茨发现了孔子学说中“非人格神的崇拜”。伏尔泰从历史和政治上论证了孔子的合理性，其《风俗论》第一次把整个中国文明纳入世界文化史中，从而打破了以欧洲史代替世界史的“欧洲中心主义”史学观。魁奈的《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影响了法国重农学派和重农主义的形成，使路易十五国王在凡尔赛宫模仿中国古代帝王举行“蓝天大礼”。然而，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18世纪末以来，中国形象在欧洲发生了颠覆性转变，在孔多赛进步史论那里，中国似乎成为“停滞的国家”，中国文明被贬为耶稣会传教士所编纂的神话。西方世界从此开始否定中国文明，轻蔑中国思想。时至今日，“欧洲许多关于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中西初识的时期，欧洲仍相当顽固地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理解中国”。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我们应如何对待这一事实？中国思想拥有巨大的价值，中国思想在世界发展史上的贡献理应得到充分肯定。正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所说，发现和认识中国，研究儒家哲学，为法国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中国文化曾经在启蒙时代为欧洲社会文化转型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