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经济思想源于春秋季世，这个时期正是社会政治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急剧变化——由封建领主制经济逐步向封建地主制经济转化的历史过程。所以，其经济思想具有两个时代性的特点，既继承了西周以来的传统经济思想也包含有某些反映春秋时代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特点的新思想。

　　义利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里仁》），孔子认为，一般人都有追求财富的强烈欲望。“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述而》)，在孔子看来，无论是君子与小人在内的一切人的求富欲望，只要他们求富有道，不违背“义”的道德规范，追求财富就是合理的经济行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这是孔子的义利观，也是他对获不义之财者的蔑视。

　　为了区分求利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孔子提出了“义”，正所谓“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在义利关系上，应当遵循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的原则。孔子认为：取利必须合乎义，这是理论原则，若将这个原则付诸于社会实践，必须有一个可以依循的准则，即“礼”，所谓“礼，天之经，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在义与礼的关系上，他把礼看作是“义”的制度化，是实现“义”的标准，将三者统一起来，总结义、利、礼三者的关系，孔子提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的观点(《左传》成公二年)，孔子的义利观是他旧的传统思想在经济思想中的集中反映。

　　物质生产观

　　在生产上，孔子不提倡士人、君子直接从事生产劳动，认为生产劳动是小人的事。他说：“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里仁》)。另一方面，孔子又极其重视发展生产，提出先富后教的富民观点。孟子继承和发挥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民如贫困不堪，“仰不足以事父母”，荀子提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这些说法与孔子的富民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对于实现富民的途径，孔子提出两个方面：第一是保证和鼓励直接生产者发展生产，他主张“使民以时”(《学而》)，要求统治者不滥用民力，及时保证农时的需要，不影响生产。这种主张是以统治阶级为出发点的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当时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是减轻统治阶级的剥削，采取节用薄敛等惠民措施。孔子对冉有说，“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反映出孔子主张薄敛的态度。富民思想是孔子经济思想中具有时代特点的新思想，也是他的仁政思想在经济方面的体现，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分配和流通观

　　在生产资料的分配上，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季氏》)，要求按等级地位占有土地，臣民各安其分，不相侵夺，以保证统治阶级内部稳定和谐。这种分配思想并非主张平均主义，但为后世儒家引伸为分配关系上的均等主张。孔子的“均无贫”思想(《季氏》)，为后世要求改变贫富悬殊状况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对分配问题说的较多的是关于足食、租赋、济众等生活资料的分配和再分配问题。他提出了“足食”(《颜渊》)、“所重民食丧祭”的观点，认为百姓富足，乃是国家富足、政权稳定的前提。同时，孔子极力主张轻赋薄敛的政策，“先王制土，籍田以力”，实行西周时代的劳动地租。孔子极力倡导统治阶级要“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目的是使“近者说，远者来”(《子路》)。他的“济众”(《雍也》)思想，同样是为了巩固统治秩序而提出的。

　　对于流通领域的问题，孔子说得甚少。他倾向于自由通商政策，反对鲁大夫臧文仲置六关以征税的方法，主张开禁利民。

　　消费观

　　孔子节用克俭的消费思想，是继承发展了西周以来的传统消费观。 对于个人消费，孔子是等级消费论者。他认为，贫者要“贫无怨”、“贫而乐”，安贫乐贫；富者要“富而无骄”(《宪问》)、“富而好礼”(《学而》)。无论贫者与富者，能够做到人人知足，上下相安。他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做到安贫乐贫。“奢则不孙，俭则固”(《述而》)，孔子虽主张人人从俭，但不合于礼制的奢和俭都是不对的。对于国家的财政开支，孔子坚持“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他提出“节用而爱人”，国家的财政开支如同个人消费支出一样，都要有度，即“礼”。“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国语?鲁语下》)。

　　孔子的经济思想，历经后继者们的不断发展和改造，成为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理论的重要源流，对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