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呼唤传统，是当下社会文化回归的表现。而这背后强大的推动力在于，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重视历史，将历史思维贯穿于治国理政的每个层面。
习近平就是一位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的领导人，视国史、党史为继续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必修课。2015年8月，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山东济南举行，习近平专门写信祝贺。他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
“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美国学者熊玠在《习近平时代》一书中，详细描述了习近平对中国历史的熟谙——这来自他骨子里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
2014年儿童节前夕，习近平来到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看望少年儿童。当看到正在练书法的孩子们写的“精忠报国”4个字时，他有感而发：“我从小就受这4个字的影响……精忠报国是我一生的目标。”
两年后，人民日报刊文报道了这个关于“精忠报国”的完整故事。习近平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母亲齐心经常带他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人书。”习近平回忆说。当时，岳飞的小人书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其中有一本是《岳母刺字》；另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齐心把两个版本都买了。回家之后，齐心就给习近平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习近平听完对母亲说：“把字刺到身上去，多疼啊！”齐心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
习近平想起这段往事时说：“‘精忠报国’4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他铭记在心的，是精忠报国的赤诚和胆略，是镌刻有历史印记的人生志向。
岁月增长，习近平的书单也在变长。有媒体曾整理过他的书单，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其中最多的还是中国历史文化典籍：《左传》《史记》《三国志》《贞观政要》《资治通鉴》……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经历过无数来自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来自外部的挑战、威胁，但能够始终凝聚人心的，是我们的历史传统。这些传统以一页页史书为媒，传承至今。习近平爱读史书，也希望年轻人多读史书。他说：“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为古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内容，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2014年12月20日，他到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考察，出席了学生们举办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当代青年”主题沙龙。习近平对围在身边的年轻人说，自己青少年时代非常喜欢阅读中华文化典籍，坚持一点一滴地学。他说：“直到现在，我一有空就会拿起一本翻一翻，每次都觉得开卷有益。”
2011年，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习近平以中华民族历来有维护国家统一的传统为例，向广大领导干部强调了研究学习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春秋时期，孔子修订《春秋》，包含‘大一统’思想。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已成为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主流。基于这种认识，各族人民都把维护国家统一看作天经地义、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与责任。尽管在一些历史时期也曾出现过分裂局面，但统一始终是主流。而且不论分裂的时间有多长、分裂的局面有多严重，最终都会重新走向统一。”
在那次讲话中，习近平还引用了颇多古代典籍中的故事：孔子的“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汉使苏武的饮雪吞毡，文王拘而演《周易》，屈原逐而赋《离骚》……他总结说，这些历史经典体现了中华民族刚强坚毅、自强不息的传统。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2015年11月3日，习近平在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会见外方代表时说。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传承，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从“精忠报国”到开卷有益，再到文化自信，文化的传承得以存续，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有了更充足的精神力量。
“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1944年，在抗日战争胜利在望、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时候，毛泽东称赞了郭沫若当年年初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要求在解放区重印这篇文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习近平曾以此为例，告诫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他看来，历史不仅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史。
2014年7月7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之际，习近平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发表讲话：“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
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侵略和欺凌过中国。这段苦难历史使习近平感到剜心之痛：“付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地捍卫用鲜血和生命写下的历史。任何人想要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绝不答应！”
中国在2014年通过立法增设了3个国家级纪念日：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9月30日，中国烈士纪念日；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3个纪念日，都与中华民族近现代史上艰苦卓绝的奋斗有关。这3个纪念日在设立当年，都有隆重的高规格纪念活动，习近平都出席，并在胜利日和国家公祭日发表讲话。一年后的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日，中国邀请世界政要，举行了举世瞩目的阅兵仪式，习近平检阅部队并讲话。
中国近现代史也是一部奋斗的历史，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历史功绩：“孙中山先生毕生奋斗，就是期盼中国成为‘世界上顶富强的国家’‘世界上顶安乐的国家’，中国人民成为‘世界上顶享幸福的人民’。”越是了解先辈的奋斗史，习近平便越是感到身负责任之重。他一再警示大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困难和风险要去战胜。
明镜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习近平重视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习近平曾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中共党史在他看来尤为重要。这些年来，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朱德诞辰130周年时，习近平都在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其中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更是长达万言。
在西柏坡考察时，习近平进一步说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他对领导干部学习历史的要求也更为具体：学习中国近现代史，学习中共党史，深刻汲取落后就要挨打、就要受欺负的教训，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
“还要睁眼看世界”
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处理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问题，还是在对外交往中，“放眼世界，具有宽阔的眼光”一直是习近平对自己的要求。
在研究中国历史时，习近平也会将其放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来思考。“明朝末年，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近代更是陷入了列强欺凌、被动挨打的境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社会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看不到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拒绝学习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其他先进的东西。”习近平在谈到中国近代以来落后的原因时说道，“既从现实又从历史两个方面更好地了解外部世界，才能把我们的各项工作，包括对外工作做得更好。”
熟读国外典籍，深入感受其他国家历史传统，习近平留下了“走30里路借书”和“两次踏访海明威写作之地”的佳话。
据习近平回忆，在陕北插队时，有个来自北京的知青总在他面前吹牛，说自己有一本德国诗人歌德的著作《浮士德》。习近平听多了心痒痒，就跑30里路去找他借书。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习近平保证就是借来看看，肯定会还。结果，习近平看过之后被书中文艺复兴以来德国和欧洲社会历史的宏大背景所吸引，爱不释手。后来，那个知青每逢赶集的时候就找人传话：“赶紧把书捎回来。”没过多久，知青还是不放心，直接跑来找习近平。看着上门讨书的这位朋友，习近平打趣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讨书了，那还给你吧！”多年之后，习近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德国汉学家说自己很喜欢《浮士德》，就是当年看不太明白。对方说，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的。习近平笑言：“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在福建工作时，习近平有机会去古巴。工作之余，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到海明威当年写作的地方去看一看。他说：“《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习近平找到了海明威写《老人与海》的栈桥，还在旁边的餐馆吃了顿饭。第二次去古巴时，习近平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他还是忘不了海明威，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在那里，他点了海明威最爱喝的“莫希托”，一种用朗姆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饮料。在味觉体验的同时，他的思绪仿佛也进入了海明威生活的年代以及当时的美洲社会。
2013年3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说：“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两个月后，在和希腊总理萨马拉斯会谈时，习近平又谈到了自己读过的不少希腊古代哲人的著作。他说：“（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古老智慧一样启迪着世人。”
熟知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习近平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更从中沉淀出治国理政的智慧。他把这些来自历史和传统的智慧，融入了带领13亿多国人实现中国梦的伟业之中。
反腐倡廉：引《长恨歌》讲述腐败危害
2013年4月，履新中国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主持了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提高拒腐防变、抵御风险的能力。“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在那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特别提出要抓作风建设。其实此前多年，习近平早就重视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2007年2月，浙江省委书记任上的习近平在《之江新语》专栏文章《生活情趣非小事》中讲了两则典故。
一则是钱俶进宝犀带。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五代十国时期割据江浙地区的吴越国王钱俶，后为宋朝效力，被封兵马元帅。有一次，钱俶向宋太祖赵匡胤进献了一条非常贵重的腰带，被称为宝犀带。宋太祖接过腰带说，自己也有3条贵重的腰带，但和你这个不一样。看到钱俶一脸好奇，宋太祖笑着说：“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一条。”原来宋太祖将事关民生的3条河流比喻为自己的宝带，钱俶听到后大为惭愧，再也不敢做进献宝物以媚上的事情了。
另一则是《南村辍耕录》记载的缠足典故。南唐后主李煜的嫔妃窅（音同咬）娘美丽且擅长歌舞。李煜别出心裁地让窅娘用布帛缠住脚，把她的脚缠成小巧弯曲的新月形。窅娘套上白袜子，在六尺高的金质莲花上回旋起舞，李煜借以欣赏所谓的仙子“凌云之态”。看到国君如此，结果“人皆效之，以纤弓为妙，以不为者为耻也”。沉溺声乐享受、倦怠国政的李煜只当了14年国君，南唐都城便被宋军攻破，他自己也成了宋太祖的俘虏，最终在汴京抑郁而终。
风成于上，俗形于下。习近平在文章中写道：“这两则典故一正一反，说明了领导人在生活细节上体现出来的态度，绝不是小事。”
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到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突出强调我们党艰苦朴素、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中央以出台八项规定为切入口和动员令，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务实态度，厉行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切实改进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几年下来，成效显著。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民心。2013年1月22日，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告诫全党：“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引用唐朝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诗句，讲述了唐玄宗懒政、官员贪污腐化导致唐朝衰落留给后人的警示。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自公元618年唐朝立国，到713年唐玄宗改年号为开元，经过几代人近百年的努力，唐王朝疆域广阔，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进入了全盛时期。当时繁荣的都城长安，成为其他各国向往的世界中心。然而在太平盛世中，也曾励精图治的唐玄宗满足了、懈怠了。他终日和杨贵妃沉溺在享受之中，渐渐地不再过问朝政。
“渔阳鼙鼓动起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朝堂上，杨国忠等奸臣当政、一手遮天；边镇中，安禄山扩充军备、暗藏祸心。唐玄宗对盛世下的危情一无所知，他沉醉于《霓裳羽衣曲》优美的旋律，配上杨贵妃曼妙的舞姿，仿佛盛世会永远持续下去。755年，安禄山的辖区突然传来阵阵战鼓，而曾经威震四方的唐军像皇帝一样长期懈怠，在叛军面前迅速溃败。此时，唐玄宗才从《霓裳羽衣曲》的旋律中惊醒，但都城长安很快被叛军攻陷，他带着杨贵妃仓皇逃往四川。在马嵬坡，愤怒的将士杀死杨国忠，逼宫唐玄宗，要求处死杨贵妃。尽管万般不舍，唐玄宗也只得赐死杨贵妃，以平众怒。几年后，唐朝最终击败叛军，唐玄宗重回长安时，眼前只剩下满目疮痍的都城。他在抑郁中度过了余生，唐朝再也没能重回巅峰，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被割据的藩镇取代。随着唐朝的灭亡，中国从封建社会的高峰滑落，进入了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灾难。
唐朝诗人杜牧曾在《阿房宫赋》中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来劝谏唐朝当政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习近平借用古人之事，意在警示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国力迅速发展，一些领导干部贪污腐化、脱离群众，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对此，习近平毫不手软地打“老虎”、拍“苍蝇”。上至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等一批国级、副国级高官，下到处级、科级等基层干部，一旦违法违纪，绝不姑息。如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凝聚了党心民心，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信心和信任。
治理国家：“宰相必起于州部”
把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现实思考结合起来，把汲取历史智慧和精心谋划未来统一起来，这是习近平从政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深厚的积淀，让他能剥开历史的层层面纱，抓住古人治国的成功经验，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找出有益的借鉴。
“为官之义在于明法。”这是20多年前习近平在福建宁德工作时强调的。习近平提到的“义”是维护公正，伸张道义。在1992年出版的《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阐述道：“无明法不足以正纲纪，无纲纪就不能护公正，张道义。”他引用了北宋名臣包拯的名言：“法令既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
包拯曾在宋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来官至枢密副使，是老百姓口中的“包青天”。宋仁宗年间，包拯曾离开汴京，任陕西转运使。他一路眼见旱灾严重，盗匪四起，百姓生活艰辛。但他认为，最令人忧虑的不是这些，而是官员执法不严、不公，朝廷的法令没有公信力。他因此写下《上殿札子》，上呈宋仁宗，指出了有法不依、执法不明的危害。他劝谏说：“法令既行，纪律自至，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意思是，只要法令顺畅，纪律和风气自然清正，那么就没有治理不好的国家，也没有不能教化的民众。
在执法过程中，包拯不畏权贵，执法严格。任监察御史时，他多次弹劾转运使王逵。王逵巧立名目盘剥百姓，激起民变后，又派兵抓捕，滥用酷刑，民愤极大。但是王逵与朝中宰相陈执中、贾昌朝私交甚好，又是宋仁宗的宠臣，因此有恃无恐。为此，包拯连续7次上奏章弹劾，最后一次甚至直接指责宋仁宗：“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一时间朝野震动，舆论纷纷。宋仁宗迫于压力，终于依法罢免了王逵。
此外，包拯还弹劾、惩治过当朝宰相、王爷的女婿等。在他权知开封府（即代理主持开封府的事务）期间，京城里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心存忌惮，于是收敛了很多。
直到法律法规日益健全的今天，官员能否秉公办事，是否执法严明，依然对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风气有很大的影响。正如习近平引用的韩非子名言：“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2014年3月，习近平在河南兰考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会见5名兰考当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时，第一个就见了兰考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赵雪廷。他嘱咐赵雪廷：“你肩上的担子很重，要当现代的‘铁包公’！”
2014年10月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中央做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重大决策，深切回应了人民群众对于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等法治价值的要求。这是党的中央全会上第一次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本身就体现了习近平对法治问题的高度重视。
同是在《摆脱贫困》一书中，习近平在文章中提到了县官：“古时候，人们以‘七品芝麻官’来喻指县令的官微权轻，有贬损之意。其实，当好一县之长何尝容易。我曾担任过县委书记，每与同行谈起，大家总有一致的感慨：官不大而责任不小。”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他讲道，古人早就总结出“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一规律。那一次，他列举了王安石、海瑞等人从县官做起，终成一代名臣的例子。
北宋王安石年仅21岁就中了进士，被授予淮南节度判官。任期满后，他主动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出任鄞县（位于今宁波市鄞州区）知县。王安石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理县库存量，救济灾民。他了解到大旱期间贫苦农民青黄不接，就允许百姓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时低息偿还。此外，他还带领民众疏浚东钱湖，解除了困扰乡民多年的水旱灾害，使原本丧失灌溉功能的东钱湖成了当地百姓口中的“万金湖”。这些在小小县域施行的政策，看似不起眼，实则日后成了王安石主持朝政，推行变法的“初稿”。
王安石才华横溢，重视教育。但是，鄞县虽地处江南，却连一个能当老师的人才都没有。为此，王安石遍访山野，寻找人才，终于找到了5位隐居山林的饱学之士。此后，王安石虽然离开鄞县，但当地办学重教之风早已兴起，考中进士的人越来越多。到了南宋时期，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当时宁波地区的别称）人”的说法。
相比于王安石年少得志，明朝名臣海瑞直到48岁才出任浙江淳安知县，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干出一番事业。海瑞初到淳安，得知富人田产广布却很少纳税，贫苦百姓即便绝收，也要缴纳重税的“不均之事”。他当即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减轻后，原本逃亡在外的不少农民返回故乡，淳安社会又焕发出生机。
海瑞在知县任上勤勉节俭，当时的浙江总督胡宗宪称赞说：“我听说海知县为老母祝寿，才买了两斤肉，可敬。”但恰巧胡宗宪的儿子路过淳安，因为觉得招待不周，把驿站的小吏倒挂起来痛打了一顿。海瑞赶到后说：“胡公以往巡视各地，命令所有地方不要铺张。现在这个人行装丰盛，一定不是胡公的儿子。”他命人打开胡公子的钱袋，看到很多黄金，便没收入了县库。随后，海瑞派人报告胡宗宪，尽管此人是真的胡公子，但胡宗宪非但没有责怪海瑞，反而对他敬重有加。
有感于几千年历史中的国家治理经验，习近平非常重视对基层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希望他们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争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打牢基础。为此，习近平专门引用了做过知县的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为民：西门豹的工作方法，正考父的谦恭之心
在习近平的众多讲话中，“人民”和“责任”是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领导干部如何树立在人民心中的威信？“跟着群众跳火坑”是习近平的形象比喻：“我们的方针再正确，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执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
这个对工作方法的形象讲述，其实就是要求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努力提高群众的信任感。2004年，在浙江省瑞安市基层干部座谈会上，习近平提到了《史记》中西门豹是如何讲究工作方法，在群众中树立威信的，以此要求广大干部创新方法改善干群关系，既要教育群众，更要服务群众。
《史记》有言：“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春秋时期，子产治理郑国，由于他明察秋毫，百姓不可能欺骗他；子贱是孔子的学生，他做官为政的重点在教化，身不下堂、鸣琴而治，百姓受到感化，不忍心欺骗他；西门豹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治理邺，注重工作方法，以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方式，不站在百姓的对立面，百姓不敢欺骗他。
魏文侯时期，西门豹出任邺令，他问百姓有什么难事。有人说，因为给河伯（即河神）娶妻，弄得本地民穷财尽。细细一问，原来当地的官吏、长老和巫婆每年以给河神娶妻为名搜刮民财、中饱私囊，还要小户人家献出女儿，投入河中，“嫁”给河伯。由于这一习俗在当地人心中根深蒂固，西门豹很讲策略，没有硬来，没有直接站在百姓的对立面。
到了给河伯娶妻那天，西门豹来到河边，看到了马上就要献给河伯的新媳妇，说：“这个新媳妇不漂亮，我担心河伯不满意。麻烦巫婆去禀报河伯，换一个行不行。”说罢，他就让人把巫婆扔进了河里。许久不见巫婆上来，西门豹又让人把巫婆的几个徒弟扔进去，让她们去催一下。眼见还是没人出来，西门豹说巫婆和徒弟都是女人，说不清楚，麻烦长老去说明情况，于是又把长老扔进河中。自始至终，西门豹弯着腰，貌似恭敬地站在河边，而站在他身后的官吏和其他长老心惊胆战。当西门豹再回头，准备让其他人接着去时，这些人全都吓得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西门豹见目的已经达到，就说：“看样子河伯要留他们做客。好了，散了吧。”从此，邺县的官吏、长老再也不敢提给河伯娶妻的事了。天长日久，百姓们也摒弃了这一恶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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