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作为一种精神导向渗透在唐诗的创作宗旨和思想内涵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而又深远绵长的影响。通过对儒学的吸收、转化、融和,唐诗逐渐开拓着自身新的发展道路,尤其在应制、宦游、乐府、咏史等多种诗歌类型中,形成了文质浑融的诗性表达。

　　箴规引领 风雅兴寄

　　从《诗经》开始,中国传统文学肩负起“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政教功能。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儒学作为一种理念融入到诗歌之中,尤其对唐代应制诗创作,具有一种箴规引领的作用。

　　贞观之际,太宗“以文德绥海内”,魏征等重臣抗颜进谏,甚至在应制诗中屡陈儒学主张。如魏征在《奉和正日临朝应诏》中引用了大量的儒学典故,“万国会涂山”将太宗的元日盛典比附为“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之事。“声教溢四海”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尚书·禹贡》)之意。“复咏南风篇”出自《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灼烁耀金蝉”句的“金蝉”意象借鉴陆机《寒蝉赋》“蝉有五德。……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则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岂非至德之虫哉”,暗含对德行的箴规。可见,在颂圣的同时,无论是典故的选择,还是意象的营造,皆以儒家的操守行规谏之举。

　　玄宗亦秉承贞观遗风,大力提倡儒学,他亲自注释《孝经》,于开元十年“颁于天下”,又于天宝二载“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玄宗的这一举措由“孝”及“忠”,除发挥调和社会矛盾的理政作用外,还坚定了士人对儒学理想的追求,强化了士人“在家守孝,在朝尽忠”的道德操守。在这种为政举措的引导下,张说言“政成天子孝,俗返上皇初”(《东都酺宴四首》),苏颋言“孝思敦至美,亿载奉开元”(《奉和圣制过晋阳宫应制》),以独特的艺术表现力传播朝廷的思想文化主张。

　　应制诗起于汉魏而盛行于唐(明吴汶、吴英《历朝应制诗选凡例》),满足了彰显皇家气象与凝聚政治力量的需要,符合儒家“征圣宗经”的文学观念及“文质彬彬”的美政要求。尽管应制诗只是一种围绕皇权展开的诗歌样式,但在诗中大力提倡儒家思想的做法,开启了唐诗注重“风雅兴寄”的先河。

　　援儒入诗 思革文弊

　　如果说在应制诗中宣扬儒学满足的是统治者的政治诉求,那么,像“初唐四杰”这样的普通士人“援儒入诗”,则反映了唐诗在发展过程中对儒家理念广泛而迫切的思想需要。

　　杨炯《王勃集序》开篇即指出唐代以前文道分离的情况,批评梁隋之际诗人多沉溺于声律及用事新巧的诗风;赞美王勃一反六朝文学的颓势,既能“经籍为心”,又能“风云入思”,对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龙朔文场,起到明显的“思革文弊”作用。事实上,杨炯的这一评价也可以扩展为“初唐四杰”在唐诗发展中的共同贡献。“四杰”在诗歌理论中充分吸收融合儒学主张,有力纠正了齐梁文学思想贫弱的弊病,成为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先导实践。

　　与此同时,儒学的渗透对四杰诗体、诗风的变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例如,卢照邻《奉使益州至长安发钟阳驿》作于自蜀地返回长安的途中,当时诗人作为“王使”,刚刚结束对益州百姓的宣慰。全诗共20句,前面多写景状物,然而最后四句“夕济几潺湲,晨登每惆怅。谁念复刍狗,山河独偏丧”,却由状写自然山水急遽转换为忧叹蜀地税赋沉重、民不聊生。又如,杨炯的《巫峡》“忠信吾所蹈,泛舟亦何伤”一句,出自刘向《说苑》卷一七《杂言》,化用吕梁蹈水的典故,将庄子“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的解释转换为对儒家“忠信”思想的高度弘扬。他们的山水诗创作往往是在身居下僚、意图仕进的宦游途中所作,虽然仍以描摹山水为主,但已不同于南朝的精雕细琢,而是在或辽远壮阔、或秀丽明澈的山水之中渗透进自己的入世态度。

　　可见,以“四杰”为代表的宦游诗人,多将自己的人生遭际与儒学的济世情怀、功业思想等联系起来,尽管有些诗作在艺术表达上还比较生硬,但却为气象浑融的盛唐之音积蓄了经验,尤其通过化用传统经典,在求仕、言道的过程中传达出了大唐独有的精神风尚。

　　合时合事 裨补时阙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唐朝步入了开天全盛时期,然而在盛世繁华的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安史祸乱,诗人们反思朝政之失、忧叹百姓之苦,在家国情怀的书写中形成了新的诗歌风貌。

　　杜甫一生“奉儒守官”,并将儒学信念融入到诗歌创作中。青年时在齐鲁游历写下《望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化用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的典故(《孟子·尽心上》),抒发了诗人奋发昂扬的功业志向。只是当时杜甫阅历尚浅,还未能将儒学沉淀为一种情感底蕴。而他的“三吏”、“三别”、《兵车行》等诗篇之所以被称为“诗史”,不仅在于杜甫以切身经历写出了战乱之苦,更体现为他在“黍离之悲”的沉郁诗句中倾注了儒者的坚定与深情。可见,在经历安史之乱后,杜甫不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急于求官,而是感受到了国家艰难、民生疾苦,在诗作中记述家国之悲,抒发黔首之痛,真正把家国理想熔炼在诗歌创作当中。

　　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沉重的打击,面对战争留下的破败局面,中唐士人将儒学视为疗救之方,并将儒学的复兴与诗文的载道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其中,白居易、元稹等发扬了杜甫“即事名篇”的创作方式,大力提倡“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新乐府创作,写下了《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等辞质、言直、事核、体顺的作品,希冀以此“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实现“见之者易谕”、“闻之者深诫”、“采之者传信”的微讽之效。

　　总之,唐代的士人或是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或是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信条,将自己的治世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儒者的姿态写入唐诗;而“合时”、“合事”的新乐府创作,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这一真挚、强烈、沉重、深刻的情感,从创作的角度实现了理念、心性与情感的完美统一。

　探究古今 感怀兴亡

　　晚唐政局重心失衡,士人呈现出矛盾复杂的心态:一方面,心恋魏阙,怀才抱器,希望扶大厦于将倾;另一方面,朝政腐朽昏聩,自身坎坷不遇,空有一腔报国之志。因此,晚唐诗人往往将对现实的思索融入盛衰兴亡的慨叹之中,试图用儒家之道整肃政治秩序,以此寻找安全感和归属感。

　　杜牧“世业儒学”,熟稔“治乱兴亡之迹,财赋甲兵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将朝政混乱的原因归结于“仁政不施久矣,是以暴乱不止”(《上昭义刘司徒书》)。因此,《过骊山作》中言道“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道旁穷百姓”,主张帝王只有坚持“民本”思想,才能守住辛苦创立的万世基业。《过勤政楼》中感慨“千秋佳节名空在,承露丝囊世已无”,在微讽玄宗宴饮纵乐的同时,对“勤政”进行现实的观照与反思。

　　如果说杜牧还只是体验到了政局山河日下的衰落趋势,那么罗隐的一生可谓见证了大唐的覆亡。他“才了十人,学殚百代”(沈崧《罗给事墓志》),却“十上不第”,坎坷困顿,对朝廷的弊政和百姓的苦难体会尤为真切,故其常借咏史来兴刺时弊,在治乱兴亡中灌注了强烈的愤激之情与济世之心。如讥讽陈后主不恤政事,隋兵攻下台城时仍诗酒笙歌,最后落得“兵来吾有计,金井玉钩栏”(《台城》)的下场,为当朝统治者敲响警钟。可以说,罗隐的诗作因其儒学的济世情怀而得以深化,呈现出愈发敏锐的现实关怀。

　　在中晚唐的诗作中,咏史怀古的数量越来越多,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罗隐等,不约而同地选择将儒家治世理想融入到诗作之中,在治乱兴亡的议论和咏叹中凝练出个人的创作风格。对唐诗而言,儒学不仅是充盈于字句之间厚重深沉的情感,而且在诗人探究古今、感怀兴亡之际,还提供给人们理性的哲思。

　　在唐代,儒学是诗歌重要的思想背景与文化语境,不同的诗人在对儒学的坚守与汲取中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使唐代的诗坛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广袤丰富的局面;而唐诗的创作,既有国家意志对儒学的强调,又有纯然愉悦性情的自由创作。总体看来,儒学蕴含了一个时代的理想与情志,在其精神指引下,诗人们追求“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理想化的文学样态,在创作个性得到充分舒展的过程中,共同铸就了“唐三百年风雅之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