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道观才能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真正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应该主体来自儒家。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自然都希望在全球化的客观进程中保留自己文化的独特个性，使中华民族能以自己独特的身份融入多元化的世界文明之中。作为中华民族之文化认同、维系中国人的社会凝聚的这种“集体意识”，其基本的内容又应该是什么呢？当然是中国传统文化。新浪网曾经做了个网络调查，近两万网民接受调查，七成认同中国传统文化，这表明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在“西化”到了一定程度，大家需要回归传统文化保护自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华民族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能够强化民族凝聚力，确立民族共同价值观，培育和而不同、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广阔胸襟，为在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探索中国文化的出路，建构21世纪文化体系提供保障。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丰富、包容之博大，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血脉，应该是这一“集体意识”的主体部分，而孔子则是儒学的创始人，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中国人公认的至圣先师，因此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

　　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象征是由其在中国文化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孔子的人格和思想在生前就吸引了许多人来求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顾颉刚在《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孔子是一个有才干的人，有宗旨的人，有热诚的人，所以众望所归大家希望他成为一个圣人，好施行他的教化来救济天下。在孔子成名以前原已有过许多民众的中心人物，如宋国的子罕，郑国的子产，晋国的叔向，齐国的晏婴，卫国的遽伯玉都是。但是他们一生做官，没有余力来教诲弟子。惟有孔子，因为他一生不曾得大志，他收的弟子很多，他的思想有人替他宣传，所以他的人格格外伟大。自孔子殃后，他的弟子再收弟子，蔚成一种极大的势力，号为儒家。”于此可知，孔门势力之强大，除了客观环境使然外，实与孔子的个人人格有着莫大的关系。孔子去世后，他的影响还持续着、扩大着。

　　北宋理学家邵雍在《皇极经世书》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孙五伯也。”（《观物内篇》之六）这就是说，孔子整理“六经”，对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以来文化的进行综合，所谓集大成也。

　　现代以来有许多学者把孔子看成中国文化史上的泰山北斗，如国学大师钱穆所言：“今者痛定思痛，果欲复兴中华文化，不得不重振孔子儒学传统，而阐扬孔子生平所最重视之自学与教人精神，实尤为目前当务之急。”为什么？因为“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又复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在此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进程之指示，中国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响最大贡献者，殆无人堪与孔子相比伦”。吴宓也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也。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为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中之第一人也。”具体地说：1．孔子本身已成为“中国文化之中心。其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其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2．孔子是“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吴宓是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唱反调，认为西方的苏格拉底、基督犹太、东方的印度佛陀、中国孔子为人类文化的代表。晚年正逢“文革”“批林批孔”，他是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几个著名学者之一，后来还因此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多次公开批斗，甚至在批斗中一条腿被折磨致残。柳诒徵也把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故虽老子与孔子同生于春秋之时，同为中国之大哲，而其影响于全国国民，则老犹远逊于孔，其他诸子，更不可以并论。”

　　总之，孔子的人格及其思想已经融化在我们民族的生命当中，孔子在无数的阅读和诠释过程中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

　　今天，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在海内外华人中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感召力，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孔子这个文化象征，可以感召、吸引和凝聚海内外华人，从而增强中华各族儿女的文化认同感、精神归属感，共同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文化认同不是简单“回归”传统，而是在新的时代继承和弘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文明成就以创造新的价值观。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文化认同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更具有国际战略意义。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在中西古今文化冲突的坐标中进行的，有激烈的争论、持久的冲突，但都是围绕着中国文化出路的探寻这个主题进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观点，演变为蔚为大观的文化思潮。遗憾的是，至今我们还没有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寻找到平衡点，这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遗失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中道精神，而是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二元对抗思维模式。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的宰制，二元对立思维方式（binaryoppositions）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头脑。20世纪以来，我们一直运用这样的思维方式“推动”中国历史，应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处理复杂的思想文化问题及一些具体学术领域的问题，如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唯心/唯物、形而上学/辩证法等；中国政治思想方面的“左”倾/右倾、进步/落后、革命/反动等；中国文化研究中的新文化/旧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白话文学/文言文学、传统文学/现代文学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式转向务实式。典型的表述就是“既防‘左’，又防右”，“排除僵化和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将贯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以及“黑猫白猫”等。表现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则是既防“左”又防右，不纠缠于姓“社”姓“资”的争论，两手都要硬，国际政治战略观从冷战思维转向和平发展观，等等。而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的思想方法是在三才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人为本的中道观，《论语·尧曰》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中庸》引孔子的话说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论语·子罕》还载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这里的“两”就是对立性的两个方面，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矛盾或矛盾的两个方面。中道思想就是在对立和矛盾中寻找到解决的关节点——中，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钥匙，最后走向“和”。以中道观才能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之间真正找到平衡点，这样才能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能够回应时代和中国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有感召力和凝聚力，同时又反映和吸收整个人类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应该主体来自儒家。在思想（理性）层面，以儒学为主体，向“左”吸收马克思主义，向右吸收民主自由思想，然后整合成新的思想体系。在宗教（信仰）层面，面对多元宗教，也是以儒为主，在历史上已经成功地整合了道教、佛教，形成的以儒为主、道佛辅翼的文化结构的基础上，继续整合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重构新的国民信仰体系，建设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