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是人性的规定
孔子没有对人性作出判断，也没有从形而上高度探索伦理道德的来源问题，弟子子贡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强调后天的学习和实践对人的品性有着重要影响。孟子则认为人性本善，将义规定为“羞恶之心”，与仁、礼、智共同构成人的本性。孟子言人性本善，虽然不无唯心倾向，却有着积极的社会意义和激励作用。这是告诉人们，所有道德行为都源自于人的本性，只要你愿意，就能够做到，而且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孟子以羞恶来界定义的内容，是对儒家之义的贡献与发展。所谓羞恶之心，朱熹解释：“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这说明羞恶之心是一种情感意识，是一种防范错误的意识，能够促使主体控制自然欲望和负面感情，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同时，孟子希望人们能够把人性的善端“扩而充之”，发扬光大。“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人性之善扩而充之，包括对己和对人的内容。对己是彰显人的本性，不断完善人格，否则就是自暴自弃。“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
义是君子的人格
在孔子看来，义是君子的本质规定。“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这说明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优秀道德品质的集合体，其中义是根本，表现在外面的行为是礼，有高度的文化修养；然后是态度，非常谦逊，不自满，不骄傲；最后是诚信，对人对事，处之有信，言而有信，自信而信他人。在孔子看来，义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如果说君子是孔子崇尚的人格，那么，小人则是孔子反对的人格，“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经常比较君子与小人的差别，最大的差别与义有关，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在中国传统社会，为官从政大概是君子实现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学而优则仕”，孔子鼓励君子为官从政，承担社会责任，努力为大众服务。孔子认为，入仕为官必须遵循义的原则，“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认为，入仕为官要做大臣，也可做具臣，但决不能做佞臣。大臣具有坚定而又独立的政治品格，能够按照道义辅佐君主；具臣缺乏主见，而能够坚决实施政令，坚守道德底线；佞臣只知道阿谀奉承，没有任何道德原则。
义的主旨是敬长
儒家思想的最高范畴是仁，根基却是孝悌。“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仁爱不是兼爱、泛爱，而是差序之爱，即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逐渐延伸拓展开来，形成亲疏有别的仁爱关系，最终实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义是从血缘关系推演出来的处理社会关系的伦理原则，其主旨是敬长。孟子指出：“亲亲，仁也；敬长，义也。”
贵贵、尊贤，既是义的主要内容，又是义的具体措施。贵贵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孟子用义来规范君臣关系，明确提出君臣有义的观点，这与孔子有着些微的差别。在孔子那里，君是臣服务的对象，臣是君的下属，上下等级关系比较分明，孟子则注重君臣关系的对等性，他敢于“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一方面，孟子与孔子一样，认为君臣有着不同的行为准则，要恪守其道。“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孟子把尧舜看作君臣的楷模。“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意思是，君臣都效法尧、舜就足够了。不用舜服事尧的态度和方式服事君主，就是对君主不恭敬；不用尧统治百姓的态度和方式来统治百姓，就是残害百姓。另一方面，孟子指出，君主是君臣关系的主要方面，其行为具有引导、统率作用。“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为此，孟子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做大人，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纠正君主的错误。尊贤还蕴含着一个重要思想，即人的尊卑高下，不仅决定于等级地位和年龄大小，而且决定于人的智慧知识和品德境界，尊贤就是要尊敬那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贤人。无怪乎朱熹注释道：“贵贵、尊贤，皆事之宜者。然当时但知贵贵，而不知尊贤，故孟子曰其义一也。”
义的灵魂是适宜
在儒家的伦理道德范畴中，义的概念很有些特殊。如果从主体性与实践性区分，仁、礼、智、信等概念都有鲜明的主体性品格，规定了明确而具体的内容，仁是爱人，礼是礼仪、规矩，智是知识、智慧，信是言而有信、信守承诺。唯独义的概念，语义模糊，没有具体的主体性品格。“义者宜也”，不是对主体品格的规定，而是对主体行为品格的规定，带着明显的实践性特征。历代文人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看法，认为以宜释义过于宽泛，没有实质性内容，容易失去圣贤的本意，导致人们不重视主体人格的修炼。实际上，这正是义的生命力所在。义的最大理论价值就是妥善应对了经与权的矛盾，在社会伦理道德领域实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任何伦理道德准则，都具有普遍性和绝对性的内涵，属于经的范畴。普遍性是对社会各种伦理道德现象背后共性内容和规律的把握，绝对性则是要求人们在相同的伦理道德领域遵守同一的价值和准则。然而，普遍性并不是孤立的实体，而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绝对性也不可能没有例外，只是相对之中的绝对，由此引出了权的概念。一般而言，经是指伦理道德的主体品格，强调道德原则的普遍性和绝对性，强调坚守道德原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权是道德价值的具体运用，可以灵活掌握、变通对待。权的变通并不能离开经的原则，而是更好地实践经的原则。《公羊传》云：“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说明权者与变通，表面似乎与经的原则不一致，甚至违反了经的要求，实质上却是真正遵守了道德原则，完成了经的使命，达到了人性善的目的。
孔子、孟子都是正确处理经与权关系的大师。孔子很重视权的问题，甚至认为学习权比学习经重要，权变是最难学的。“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可以一同学习的人，未必可以与他一起认识把握道义；可以与其一起认识把握道义，未必可以与其一起践行道义；可以一起践行道义，未必可以与其一起通达权变。孟子与孔子一样，对经与权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论述，他在否定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之后，主张在两者之间“执中”，即采取中庸之道。同时，他认为执中而不能变通，就是有偏颇，违背了中庸之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意思是，坚持中庸之道而缺乏变通，就是执着于一个极端。厌恶执着于一个极端的人，是因为它损害道义，抓住一点就不管其他了。
儒家之义，既是主体品格又是行为品格，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把道德的价值原则与行为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历久弥新，成为影响中国人道德修养和性格品质的主导力量，塑造了一批批“忧国忧民”的忠臣、“事亲敬长”的孝子和“文质彬彬”的君子。人们的社会伦理道德实践虽然丰富多彩，但万变不离其宗，这就是要做一名有情有义有道德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