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作为正统在中国延续了近两千年，而最近这一百年来，它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

上世纪初，迫于“外患”压力，袁世凯又“尊孔复古”，部分中国人开始思求文化变革，儒家文化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打孔家店”的口号应运而生。新中国成立后，又有“批林批孔”；改革开放之后，儒家文化又被视为“衰落的文明”。然而近些年来，伴随着“国学热”，儒家文化又重被推崇。

百家讲坛上的《论语》解读栏目，教室里挂起的孔子像，小学生被要求背诵《论语》等现象表明，经过一轮波折，儒家文化正在复兴。

它的“走红”离不开学者对它“传造性转化”的推动。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的陈来作用尤为显著。在6月17日举办的北大博雅讲坛第98期，题为“从早期中国文明看儒家思想的根源”的讲坛中，陈来对儒家文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阐述了自己用西方理论解读儒家文化的精髓。

撰文、整理 | 宋晨希

儒家传统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如过山车一般，经历了几次大的震荡。

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胁下，出现了亡国危机。人们为了谋求近代化变革，努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政治制度，不得不反思和清理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就成了阻碍中国变革和转型的罪魁祸首。进步的青年人士不断的写文章批判儒家，在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巅峰，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

1921年，胡适在《吴虞文录·序》中写道“我给各位中国少年介绍这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又陵先生！”。“打倒孔家店”系后来讹传。图片源自网络。

这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思潮，在未来的岁月中，伴随着一次又一次激进的革命口号，不断被强化。建国之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可以看作是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很多人把儒家看成是开历史倒车，“名高实秕糠”的代表，虽然这一运动的背后有发起者对现实的需求，即借用儒家文化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对儒家传统的污名化却根植进了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并一直延续至今。那个时候，人人都将孔子称蔑称为“孔老二”。

改革开放之后，当知识分子反思20世纪中国走过的弯路时，儒家再次被当成了众矢之的，儒家思想被当成了“衰落的文明”，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海外学者林毓生曾在1988年写文章评论，儒学是一个封闭、一元的思想体系，现在已经陷入了“民主”“科学”的困境，很难摆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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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发展脚步的加快，商业大潮席卷了整个中华大地。当物质生活开始变得富足，人们的精神世界却在逐渐萎靡，每天奔波忙碌的中国人亟需精神的填补。由此，传统文化开始以正面的形象出现。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甚至以整版篇幅刊登《国学，在燕园林悄然兴起》。由此，国学热开始从学术界延伸到大众知识界。人们渴望文化的复兴，更渴望通过儒家传统树立起对国家的信心。

“儒家热”或者“国学热”自此愈演愈烈，到了新世纪，伴随着《百家讲坛》推出的于丹、易中天等人解读《论语》和先秦诸子节目的火爆，社会上刮起了一阵国学风，汉服运动、读经运动、跪拜孔子等呼声开始出现，并有诸多民间团体积极进行推动，有人说，儒学似乎又有了“妖魔化”的倾向。一百年来，从对儒家的疯狂批判到儒家文化的复兴，历史似乎绕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如果仔细回顾上世纪80年代以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它的“走红”离不开一群学者对它“传造性转化”的推动。现任清华国学院院长陈来的作用尤为显著，他是最早一批将儒家推向世界，与海外儒家学者对话的人，也是最早一批使用西方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解剖的人。他让很多人认识到，儒家思想不是如列文森所说的，只是陈列在博物馆的僵尸，它仍旧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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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在上世纪90年代初《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春秋时代的宗教、伦理与社会思想》、《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等书甫一问世，即在读者间畅销，他的著作改变了一批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观念，某种意义上也推动了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在北京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讲座中，陈来和曾经他的学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杨立华共同回答了学子们对于儒家文明起源方面的诸多的疑惑，也回应了当下某些学者的儒学观点。

对话陈来

陈来，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宋元明清理学和现代儒家哲学。

提问：《古代宗教与伦理》为代表的很多书都使用了大量西方的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分析中国前轴心时代，即春秋战国之前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利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陷入到西方理论所预设的概念当中？

陈来：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没有现成的理论，所以必须大量学习、利用人类学的著作。

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初，欧美历史学家在各个地方都做了人类学调查和研究，人类学一定是以经验调查的基础，所以这些理论不是凭空写出来的。但是它们要从特殊上升为普遍，从这些经验当中提出一个普遍的模式。不过，普遍到什么程度是要小心的。因为文化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必须选择比较接近和适用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论。我们没有办法回到原生的经验，回到原生的夏代、商代的生活不可能，只能根据史料记载，选择人类学的理论来结合。

比如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写过一本名著《金枝》，探讨了全球很多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这本书提出的理论，不见得能够适用于世界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情况，但是他梳理的现象比较适合我们的研究对象，对处理中国文化有启发。

西方的宗教出现非常突然，它受了近东的影响，如犹太的一神教，没有经过漫长的变化。我们的文化显然不是从这个系列的宗教演化变成一神教，我们没有走上变成一神教的路，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它或许适合一部分地区、文化和分人。但是提炼的时候总是说成是世界的，这个要有所甄别。

不过，我认为西方的理论我们还是要多看。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就说过社科基金应该拿出一年的钱来进行外国书籍的翻译。当然主体是介绍西方文化的，也包括西方以外其他对于我们来说陌生东西。到今天我们国家还没有基金专门支持翻译，我们现在支持的翻译都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翻译。我想要吸收西方文化的营养，对我们促进传统文化研究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