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新儒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现代新儒学最初由熊十力等人所奠基，其后经过三四代学人的努力，最终凝聚出其明确的思想立场、问题意识与学派自觉。

    对于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及其传承谱系这一问题，学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一个比较流行的界定是"三代四群"架构。具体而言，第一代新儒家可分出前后二群，第一群的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第二群则有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第二代新儒家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三人;第三代新儒家则有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四人。这一界定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包容性、开放性，但正因为其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所以它尚未将学派特色与思想主线充分显出。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现代新儒学的三系说。第一系是心性-思辨系，主要代表人物是熊十力和牟宗三，这一系侧重在通过哲学思辨的方式以显出儒家心性之学的位置与价值;第二系是心性-人文系，主要代表人物是马一浮和唐君毅，这一系也以心性之学为其基本立场，但它更强调心性之学的人文、教育的维度;第三系则是政治-思想系，主要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徐复观，如果前二系最重视的是"内圣"之学的话，那么这一系则特别强调儒家的"外王"之维，它重在通过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国思想发展史，而揭示出儒学的现代性转进之途。

   新儒学思潮蕴含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方向，即道德主体的确立与发展的问题。现代新儒家围绕道德主体性的论题，形成了众多思想系统，其中比较显著的哲学系统与思想观点有马一浮的"六艺论"，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唐君毅的"道德自我"、"道德理性"、"心通九境"等。马一浮的"六艺论"是一个以"见性"为中心、以本体-工夫论为特色的儒家诠释学系统;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则是一个以"见体"为中心、以本体-宇宙论为特色的体用论哲学;牟宗三的"道德的形上学"侧重在阐发道德主体不但是主观的，而且是客观的，同时也是绝对的、形上的，从而揭示出道德具有形上的根源;早年唐君毅着力探索"道德自我"的确立问题，通过对于道德生活本质的探寻而发现道德自我，并由此证明心的本体的存在;中年唐君毅则着重发掘一切文化活动的背后皆有"道德理性"的根源;晚年唐君毅更着重从心与境感通的机制出发，揭示出心灵不断提升的历程，从而展示出"心通九境"的大系统，进而证立其"感通的形上学"。这些不同的系统实际上构成了相互补充的关系。通过上述内容，现代新儒家将中国传统的文化与哲学诠释成为以主体性向度(特别是道德主体性)而非综合性向度为核心的文化与哲学。

   现代新儒家一方面受到了近现代中国思潮的冲击，另一方面自觉地反思中国的传统社会、思想、政治、文化，最终意识到道德的主体性虽然是主体或自我的一个重要乃至根本的面相，但并非可以涵盖主体或自我的所有内容。道德主体性的真实挺立与充分发展，离不开认知主体的支持与滋润。

    在思考道德主体性与知性主体性的关系问题上，第一代新儒家熊十力等人通过"新唯识论"等系统，试图疏导与处理心性、本心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他指出，从根本上说，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实际上是性智与量智的区别。我们通过性智的作用，可以明见本体;通过量智的作用，则可获得知识。而性智与量智的关系颇似体与用关系，量智从根本上说是性智之发用，但量智则可能因习心、知见的作用而堕入虚妄。熊十力的上述观点略显粗疏，但其中的洞见则启发了第二代新儒家。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与牟宗三等在相关论题上都作出了推进。牟宗三借鉴和调整了康德区分出现象与物自身的做法，而建立其"两层存有论"。道德意识、自由无限心、智的直觉、价值化的物自身，皆与本心、性体处在同一层面上，这成立了本体界的存有论(无执的存有论);而观解知识、科学知识则属于现象界的存有论(执的存有论)。前者是后者的根本与根源，但后者则并非是前者的直接延伸，自由无限心需要自身形成一种辩证的、曲折的识心之"执"的作用，才能成立观解知识。这种识心之执并不是佛家所说的负面意义上的执着，而是道德主体转为知性主体的必然要求。唐君毅则通过心与境的阴阳感通的机制，试图展示出认知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心境感通之知，认知即感知。而心与境的感通机制本是心性的体现，因此认知、感知其实就是心性、心体的直接体现与发用。就笔者的理解，唐、牟二氏的观点构成现代新儒家在道德主体与知性主体关系问题上最深入系统的思考。

     人类文明的现代性进程的背后，有着主体性的哲学作为其理念的支撑。现代新儒家把握住了现代性的这一核心，强调儒学的根本精神在于肯定和发挥道德的主体性，据此显示出儒学不但与人类的现代性进程不相违背，而且还对其有所助益与推动。可以说，对于道德主体性的阐发是现代新儒学的核心与精神所在，也是现代新儒家区别于其他思想流派的最重要特征。不过，在道德主体和知性主体的关系上，新儒家坚持道德主体主干地位，这样的一种格局与脉络需要我们作出省思，相信经过系统的反省与重探，现代新儒学将有继续推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