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强调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很好地反映了儒家生态哲学中“仁民爱物”的思想。
“仁民”是儒家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大禹时期“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虞夏书》）到西周时期“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书·皋陶谟》）；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到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地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无论是将民心与天命相联系，还是探讨民与君孰轻孰重，强调的都是人民的根本地位和重要作用，人民是国家的根基，施政的核心。孟子总结桀纣失天下的原因，根本在于失去了民心，而要得天下就要“得其民”，“得其民”的关键在于“得民心”，怎样才能“得民心”呢？“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百姓想要的，就给他们，百姓不想要的，不要强行施加给他们。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儒家很早就认识到，百姓的利益永远是最高利益，保民、安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民之所欲”是什么？孔子和冉有到卫国去，看到路上人口众多，便感叹“庶矣哉！”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庶之”“富之”“教之”是孔子治国的三个阶段，先让百姓吃饱穿暖，得以繁衍，再使其物质上富裕，拥有自己的资产，最终以礼乐教化之，使其精神充盈，进而民风淳化，国家安宁。“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充足的粮食是国家运行的必备条件。对“民之所欲”，孔子最为关注的是百姓能够吃饱穿暖。孟子认为：“民之为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百姓要先有稳定的收入和财产，解决温饱问题，才会在道德上约束自己，行善事，否则，就会“放辟邪侈”，无所不为。可见，“民之所欲”，最为基本也最为根本的是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尽可能地从吃饱穿暖到丰衣足食。在农业社会，满足这一条件，人类必然要寻求于自然。
“爱物”则是将“仁”推及万物。“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体现了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将“仁”由己及物，推及大自然的仁爱之心，但孔子从不否定人的私欲和贪念，“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关键是能否节制欲望、克制贪念。孔子没有反对“钓”“射”，因为人类要生活和生产，必然要从自然界获取资源，而是主张有条件的、克制地索取。“不纲”“不射宿”，以适当的方式，按需索取，而不是以激烈、贪婪的方式占有。如果用大网捕鱼，大鱼小鱼一网打尽，射宿鸟，老雏倾巢而杀，不仅伤害过多生命，而且也是不可持续的，毕竟“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吕氏春秋·义赏》）。
孟子对农业生产和民生保障有更多的论述，他曾劝谏梁惠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按照自然规律，有节制地对自然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农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民生才进而得以保障。自然演替有其自身规律，遵循自然的内在生长规律，依“时”守“节”，才能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荀子也有相似的主张：“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其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荀子·王制》）依照自然规律，合理规划，因循“天命”而用之，自然万物才能得以成长，人类才能获得丰富的生产生活资料，以民生为本，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仁民”与“爱物”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物”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人类必须与自然友好相处，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足够的粮食、牲畜维系农业社会的发展，可以说“爱物”是“仁民”的必要条件，有了充分的物质基础，才有可能施行仁政；另一方面，“仁”是儒家的基本道德要求，不仅要推己及人，更要推人及物，“爱物”可以说是“仁民”的必然要求。基于这样的认识，儒家要求对物的取用要做到有礼、有时、有法。“有礼”即要遵循礼制的要求，这主要是针对君主和士大夫而言的。比如，《礼记·王制》明确要求：“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天子、诸侯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每年田猎三次。一次是为了准备祭祀供品，二次是为了准备招待宾客的菜肴，三次是为了丰富天子、诸侯的膳食。没有特殊情况不举行田猎，是为不敬，不按礼制规矩进行田猎，是为损害天物。“有时”即对自然的索取要依时令而行，“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曾子甚至将依时而取上升到了“孝”的高度。“有法”即向自然索取物资资料还要遵循法制、律令的要求。早在先秦时期，统治者就制定了关于自然环境保护的法律律令，如西周就有《伐崇令》，规定“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如不令者，死无赦”，对动植物有了明确的保护。对于不按时令取得的生物资源，政府采取了限制交易的办法从源头上切断利益链。“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礼记·王制》）自然生物未到生命成熟或完成生命周期之时，不得随意采摘、砍伐和捕杀。此外，政府还设置了专职管理自然生态，如秦简《田律》中就明确了虞、衡等官职保护山川河流。
“仁民爱物”的生态观在当下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人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人的生存必须依赖于自然界，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过程中必须遵守并体现“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遵循自然万物内在的生态规律，约束人类自然行为，守“时”有“节”，才能维护自然生态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
作者：张慧，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