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儒学在经受了西方文化的冲击，现代化过程的考验后，又开始焕发生机。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着高度的热情，儒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随着时代的变化，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一、儒家治国理想的六大精髓 

　　（一）以人为本。 

　　在古代，以人为本是儒家两千多年前就提出的观点。以人为本，在儒家思想中，有自己的一些提法，它解决这么几个问题： 

　　其一，解决人和神的关系。 

　　儒家讲以人为本，与之相对的是以神为本的思想，所以它代表一种人文思想的进步。其实从西周开始就有人文思潮的跃动。在这个跃动中，把人和神的关系颠倒过来，不是“神是人的”，而是“人是神的”。 

　　其二，解决人和法的问题。 

　　荀子讲：“有治人，无治法。” 即没有现成的法律，你拿过来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只有找到对的人，有君子，才能够实行这套法律。当时他讲的法，更多讲的是法代表的制度，最关键的是人和法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就是人和制度之间的关系。人和法之间要以人为本，人和制度之间也要以人为本，这是古代儒家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的思想、善的力量不能代替行政的力量，可是制度本身并没有实践能力，所以人和制度两方面要结合起来，结合的模式是以人为本。 

　　其三，解决人和物的关系。 

　　人的生存依赖于物品，对物品的欲望是人的第一个欲望。但是坚持人本，反对物本，就是人不能为物品所左右，要坚持人对物的主导性。除此以外，再提到一点，如果和整个近代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相对比的话，中国的以人为本有什么特点呢？西方的人文思潮，这个“人”更多的是个人，强调个人的权利。古代中国的“人”，以人为本，这个“人”不是以个人为本，它不是仅仅孔子和儒学对当今社会管理的意义强调自我发展，重视个人权益，而且是更多地强调在人际关系中、在人文关系中所存在的人。 

　　（二）以民为本。 

　　刚才我们讲以人为本，这个“人”还是比较抽象。如果再进一步看儒家的治国理念，它有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就是“以民为本”，而不是以君主为本。有一句话是讲人民跟上天的关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在孟子的时代，儒家的思想大师提出“民贵君轻”，就是人民的地位和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君主。在君主制的时代，这是很难得的。这样的思想支配了中国几千年。“以民为本”，这个“民”字里包含什么样的内容？近代以来，比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就有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不同的层次。应该说在古代儒家思想里，“以民为本”中的“民”字，强调的是民生方面。 

　　（三）以德为本。 

　　在第三点和第二点之间有一个过渡，就是孟子的思想—“善政不如善教”。善政就是善于政治管理，善教就是善于教化人民。“善政使民畏之，善教使民爱之。”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就孟子来讲，他是把行政力、执行力看得很重要，但是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行政力、执行力在聚敛财富、得民财方面是有利的，但是从治理国家的大局来看，得民心更重要。以德为本就是要得民心。关于怎样为政，孔子最典型的一个回答，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仅仅靠法律、政令以及刑罚去治理一个国家，在这样的社会，人民是没有羞耻心的。如果一个国家治理得再井井有条，但是人们没有羞耻心，这不能算是成功。“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比“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更可取。“有耻且格”，人民有羞耻心，这才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治国方式。 

　　（四）修身为本。 

　　修身又叫作“正身”，就是修正自身。修身不是修理你的身体，身是代表你的行为，你要修正你的行为，“正”也是说要端正你的行为。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你自己率先修身、正身，谁还能不正。他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 对孔子来讲，政治的本质不是去纠正人民，民为贵，人民是最重要的，“正”是要正领导者自己。他对领导者的表率作用，有特别大的信任，这是儒家思想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身作则，领导要起表率作用，这是孔子始终强调的一点。 

　　（五）亲情为本 

　　古代用“家”这个字来代表亲情。家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政治学；另一方面是伦理学。在政治学方面，孔子认为家是一个国家最基层的单位，家道与治国之道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大学》讲，“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是连续体，这就是强调家道、齐家的重要性的原因。 

　　孔子认为整个国家的治国之道，来源于齐家之道，而齐家之道，从根本上讲是亲情的伦理，就是父子、夫妇、兄弟、夫妻。中国人讲五伦，五伦是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五义就是最基本的伦理准则。在传统社会，治家之道同时是治国之道，家庭伦理可以作为国家政治伦理的基础。 

　　在中国文化中，对亲情的重视具有社会意义。儒家讲礼必基于人情，任何一个政策、制度，都不能脱离人情。 

　　（六）王道为本 

　　这个问题比较大，这不仅仅是我们内部的关系，还涉及到外部的关系。王道的问题，即崇尚王道。王道是以礼待人，以德服人，而霸道是以力服人。孟子讲得很清楚，“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行仁者王”，以德服人者就能够统一天下。今天我们主要把王道理解为对外关系的一种战略，但是就古代来讲，王道有内有外，它始终涉及到怎样得民心的问题。 

　　二、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 年到1965 年 

　　这个阶段叫政治建构的阶段，因为它在本质上延续了前面的政治革命，甚至可以说它是国内革命战争的一种政治的继续。这一阶段的基调是革命，即用革命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各种日常生活的文化。儒家讲究的日常的道德伦理和生活规则，在1949 年以后受到革命文化的批判。儒家允许革命，但是儒家在原则上不把革命看成常态，所以它不提倡革命主义，而认为常态是日常生活伦理。 

　　第二阶段：1966 年到1976 年“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用一个正面的词叫“继续革命”。这一阶段在文化上的表现就是批孔，当时认为法家是革新的，儒家是保守的，因此用一种斗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守成的文化主义。毛主席很强调斗争，他说：“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我们知道，儒家是崇尚安定团结的文化，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时代受到了批判。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当然也有很多问题。总体来讲，这个阶段是比较忽略文化的，因为经济改革是这个时期主要的任务。在这个阶段，儒学的角色不是给经济改革提供一种动员的力量，而是“正其谊不谋其利”等高尚人格的倡导者，因为儒学本质上是道德秩序的维护者。 

　　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 

　　这个阶段的重点是整个文化秩序的重建，我国从阶级斗争转变到经济建设，从单纯的经济改革走向和谐社会的建构，所以我们开始更加重视安定团结、治国安邦的思想。尤其是在20世纪90 年代后期以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这两个口号提出以后，我们又开始看到，社会从下往上、从上往下，对传统文化和儒学有高度的热情。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重视协调发展和文化重建的阶段，跟其他传统文化一样，儒学开始复兴。一百多年来，儒学走出低谷之后，在新世纪，可以说，我们在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受现代化过程的考验的过程中，在儒学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化之后，开始焕发生机，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今天跟30 年前、60 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需要用新的眼光来看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