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讲“礼仪”，其实“礼”和“仪”是不一样的。《左传》中记载，鲁昭公是个素质很差的人。他小时候父亲过世，这边在办丧事，他却穿着白色的丧服满地打滚，脏得一塌糊涂，周围的人都觉得他长大了难有成就，如果继位掌握朝政，必有祸乱。鲁昭公继位后，有一年到晋国去出访。从山东到山西，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外宾风尘仆仆，坐马车经受长途颠簸方能到达。中国古代的外事活动非常讲究，一国得到通报得知另一国的国君要来，就派官员在郊区的宾馆门口等待，安排他们下榻、进行慰劳等，这礼节叫“郊劳”。外宾休息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开始拜访东道主的国君、卿大夫，随行的外交使团成员则要跟自己相应的部门进行互访。等到访问结束，临走时，东道主要尽地主之谊，要“赠贿”。赠是赠送，贿指钱物，因为一个庞大的使节团回程需要很多的费用支出，所以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支持，这叫“赠贿”，跟我们今天说的贿赂不是一回事。“赠贿”是整个外交活动的最后一个礼节，“郊劳”则是第一个礼节。

　　鲁昭公出访晋国，从“郊劳”到“赠贿”，这一套冗长的仪式中，没一处失礼，很不容易。晋侯非常感慨地对大夫女叔齐说，鲁侯“不亦善于礼乎”？意即，鲁昭公不就是一位擅长于礼的人吗？女叔齐却说：“鲁侯焉知礼！”他懂什么礼！晋侯说：“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他从“郊劳”到“赠贿”，礼节没有做错的呀？女叔齐说：“是仪也，不可谓礼。”他做的不过是一套表面的外在的仪式，但是不能叫作“礼”，因为“礼”有一个更本质、更核心的内容，那就是“德”。

　　“礼”是什么呢？女叔齐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对一个诸侯来说，祖宗传下来的社稷要能守得住，推行的政策要人性化，老百姓不会离乡背井、流离失所，这才是国君之礼的核心。可是如今的鲁国，“政令在家”，这个家不是指家庭，古代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当时鲁国的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大夫，三分公室，把国有资产瓜分，把鲁昭公架空了。面对这种“政令在家”的局面，鲁昭公“不能取也”，没有足够的德性去制止。

　　“有子家羁，弗能用也。奸大国之盟，陵虐小国……为国君，难将及身，不恤其所。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鲁国有个贤德之人叫子家羁，很有本事，也许能帮助扭转局面，可是鲁昭公不用他，却用一些奸佞之人。与大国结盟，鲁昭公总想偷奸耍滑，与那些小国相处总是借机凌虐。一个国君做到这个份上，“难将及身”，大难就要临头了，“不恤其所”，他还不知问题出在哪里。“礼之本末，将于此乎在”，礼的根本是要把国家、社稷、江山守住，把国家治好，但是他“屑屑焉习仪以亟”，从早到晚研究、练习礼仪动作，这有何用？“言善于礼，不亦远乎？”说他擅长于礼，不是差得太远了吗？“礼”不等于“仪”，把仪式做得再漂亮，如果没有内在的德性，便称不上“礼”。女叔齐的这一番话，令晋国人大为赞叹，认为他才是真懂礼的人。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机构都在倡导推行礼仪，但到底推行的是“礼”还是“仪”？比如要大家学会微笑，有些机关要求微笑服务。可是微笑没有标准，怎么办？有人就说西方人微笑时露出八颗牙齿，这竟成了量化标准。其实，笑是发自内心的，是心声。至于笑时露不露牙齿、露几颗，并不重要，只要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就能打动人。按照东方人的审美标准，应当笑不露齿，只是嘴角微微往上翘。这样的微笑很招人喜欢，仪容让人感到亲切。

　　中国人的传统是重内在的。如果缺乏内在的德性，就是一个“空心人”，没有灵魂。东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不要总以为西方的文化比我们的好，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自信。